田野工作与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

通过讨论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学科特点,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特征,强调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必须从田野工作出发,搜集丰富的个案,积累文化事件的大量细节,以求对特定场景中的艺术作品的意义有所认识,对艺术文本进行不同方面的阐释.此外,还根据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般思路,结合艺术和审美研究的特点,提出进行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阐释的切入角度.应该努力阐释来自田野的文化现象,用细节来说明当地人在艺术活动或者审美观建构中是如何思考、如何感觉或体现,以及如何行动的.在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研究中,掌握阐释工具和手段与把握阐释理论同样重要.     

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西方人类学的艺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依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大致划分为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盛,人类学的艺术研究开始出现学科建构的迹象,其显要标志是艺术人类学的诞生,这是一门介于美学/艺术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内在地具有审美和文化两大属性,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艺术人类学还应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采取一种“间性”的思维方式,将对艺术的考评放在审美与文化之间,在它们的双向交流互动中把握艺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化诗学方法;而努力发挥其介入现实、介入生活的文化功能是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艺术人类学研究路径探析

本文在对艺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既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归纳艺术人类学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指出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走向田野实践的同时,也开启了艺术研究的民族志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应用属性,而且顺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研究倾向对于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具...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     

审美价值的人类学研究

在审美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的审美行为与艺术创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它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类的审美行为与艺术创造,就是纠缠于这些联系之中,它们在一起结成一个混沌的文化整体,我们只有将其放在这样的整体中我们才会真正清楚地认识它们.在对人类的审美和艺术的研究中,我们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审美和艺术本身,而是它们和人类社会与文化及大自然之间所发生的种种联系.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旅游展演艺术研究述评

在旅游业中生成的旅游展演艺术,是各种地方性文化旅游中文化变迁的表征,目前学界主要在旅游人类学和民族文化学视野对其进行阐释.无论其作为"传统"文化还是"发明"的"传统",或是其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与地方性"认同"、"真实性"以及"互动协商性",都未能很好地呈现其与一般文化现象的不同及其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具体关联,艺术人类学"回到生活"的"行为研究"和"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理念方法无疑为其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学科视野.     

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文学学科的文化实践--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初步研究为例

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和美学在当代学术背景上跨学科交融的产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歌以及民族艺术的审美价值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民族艺术及少数民族族群的审美经验作出人类学的解释对于美学学科的发展乃至文学学科的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审美人类学三人谈

审美人类学是美学中的人类学旨趣同中外人类学历史上审美习俗研究资料与理论积累相互交汇的逻辑结果,注重理论思辨的美学研究与强调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的相互补充和相互阐发,激发出一些意蕴深厚的新的学科生长点.社会现实当中的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文化语境包含着许多可供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广阔学术空间.审美人类学的深化发展对于美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都大有裨益.     

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研究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以来的汉语人类学界,除了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开创的村落研究等早期议题外,仅以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为例,就先后组织过"人类学与乡土中国""游牧与农耕"以及"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等专题研讨。如今面对挑战和跨学科研究的介入,还有许多有关乡村的议题值得展开,包括乡间民俗、乡土遗产与乡村旅游以及彼此交织构成的错综关系。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