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当代著名学者乔治·马库斯“合作人类学”元方法论述

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是回应宏大政治经济进程的方法而出现。然而它景况不佳,一直到1995年才正式确立了多点民族志以合作为核心的方法论。此后马库斯致力于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的成熟表述。追踪这一方法论的变化轨迹至少发现有两条道路伴随着多点民族志的发展:其一是多点民族志从方法论向元方法的演进;其二是多点民族志的定位变化,经历了审美贬低、审美否定再到审美回归的变化。多点民族志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写文化三十年来美国人类学的学科转向与理论动向,这三十多年贯穿始终的是写文化的创始者们孜孜不倦地否定自我、面向当下的实验精神。     

艺术人类学研究路径探析

本文在对艺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既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归纳艺术人类学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指出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走向田野实践的同时,也开启了艺术研究的民族志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应用属性,而且顺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研究倾向对于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具...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旅游民族志

通过旅游民族志研究对当代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亦即不仅在旅游人类学范围内考察有关民族志问题,而且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学的当代实践之中,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传统、民族志的时空策略、旅游民族志中的特殊问题等.     

用民族志方法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的村落关于写文化的对话

这个对话围绕的主旨是如何在村落、如何在当下书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怀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所要求的田野作业必须正视知识生产的在场,把乡村设定为村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发生持续互动的舞台.     

民族志的“真实性”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失落的主题”:旅行文化作为民族志的表述范式

旅行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表述。人类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主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似乎忘记了与旅行的这种关系,旅行成了一个"失落的主题"。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将人类旅行文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旅行文化的分析达到了历史的深度,民族志研究与旅行所建立起的学科关系促使人类学对旅行文化这一表述范式进行反思。旅游人类学正是在继承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结合大规模群众旅游所进行的针对性研究。本文试图就旅行文化这一表述范式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

“边界/边境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上.本文对于边境人类学展开视野较为开阔的讨论,拟系统梳理国际边境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阐释美洲、非洲的著名边境研究个案和影响广泛的边境研究范式,进而结合当前我国云南边境的研究现状和田野材料,探讨了开展新型边境研究的可能途径.     

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如何从事人类学研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样本选择、民族 志文本、本土实践与学术对话以及人类学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作者认为, 人类学再研究取向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影视人类学与当代回族研究

人类学影片以无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成为人类学家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有效载体和工具。影视手法在国内外人类学界成功运用并取得良好绩效的状况下,却没有受到回族学界足够的重视。回顾回族学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过于重文献、重史之研究,而田野作业、实证研究和民族志等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当下回族研究应尽快自我补课,眼下最紧迫的工作是,与影视人类学结合起来,在抢救非物文化遗产、制作民族志电影以及回族文化解释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自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之后,对民族志撰写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别,但是民族志方法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不可动摇的基石。最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异的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