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大同旅游资源丰富,多为历史文化价值极高的佛教旅游资源。针对当前大同存在城市形象模糊、旅游品牌不鲜明等问题,研究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同文化特色在北魏辽金,精华在佛教,重点在古都,因此大同可定位于"魏辽佛教文化旅游之都",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筑平城文化体系,以古都为载体,打造大同佛都旅游胜境。     

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北魏平城永固陵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魏王较早期的陵寝制度较汉民族封建王朝要随意得多,但在定都平城之后,即开始按照华夏礼制建立宗庙祭祀制度,然而在陵寝制度方面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习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北魏平城永固陵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魏王较早期的陵寝制度较汉民族封建王朝要随意得多,但在定都平城之后,即开始按照华夏礼制建立宗庙祭祀制度,然而在陵寝制度方面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习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文化特征

云冈石窟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雕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交融的典范;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得益彰的结合。中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合、升华,创造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经典模式——平城模式。这种造像模式对北魏其它地区及后代佛教造像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个里程碑。     

“昙曜五窟”与帝都文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王朝皇家石窟营造的开始,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代表。它蕴涵了平城帝都文化的精髓,全面展示了北魏帝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底蕴,是北魏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昙曜五窟＂在理念上与大同城市文化相通,成为今日大同城市文化的名片。     

大同北魏明堂方位与平城遗址

根据大同北魏明堂遗址考古勘测位置图,按《礼记正义·明堂位》古制分析比对,笔者认为,明代的大同府城南城墙和南门即是北魏平城（京城）的南墙和南门的位置所在,并由此推算平城遗址的范围,即明代大同府城仅占北魏平城的南半城,向北延长约3．5里（营造里,下同）为平城北半城,北魏平城是一个南北长7里,东西宽3里,周回20里的长方形城域。     

北魏平城京郊的礼制性建筑与祭祀活动

结合北魏京郊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的礼制性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祭祀神灵或祖先的场所,如郊天坛、圜丘、祖庙;二是皇帝召开会议、朝会万国、宴请群臣的场所,如天文殿、太华殿、板殿。明堂作为平城后期兴建的礼制性建筑,其主要功用有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礼制性建筑近百年的兴建过程,也是平城礼仪制度嬗变的历程。     

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拔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辽金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

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陪都西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契丹和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历史以及是中国中古时代民族融合进程的反映。     

西魏北周六官制度新探

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标榜神州文化正统,而是要笼络五大宿将以巩固西魏的统治.六官制度绝非单纯模拟尚书省的制度,它整合了西魏大统十二年以后的中央文官系统和部分武官系统,而又稍作调整,这是一套形式特殊实质却并不特殊的官制.杨坚代周以后,六官制度早已失去了初创时的背景,而且其弊端也更加明显,所以隋朝初建,即将其废除.六官制度的一些创造,对隋唐官制有一定影响,但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还是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以后的制度.     

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大同地区关于家具的考古资料实物有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集中反映了北魏、辽、金、元时期的家具状况和水平。在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家具发生了变化；北魏时期为渐高型家具时期，辽金时期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种类式样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简洁隽秀的风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装饰上繁复华美的风格，对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大同地区石狮子造型艺术初探

石狮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雕刻艺术,是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园林、陵墓等古建筑群都雕刻有石狮子。山西大同这座千年古城拥有许多古代寺庙等古建筑遗迹,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府文庙等都有数量众多的石狮子。从北魏到明清,大同地区可谓集北方石狮艺术之大成,风格自成一体,有着十分显著的大同地方特色。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北朝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北魏平城时期星港城遗址的人种类型

通过对大同平城时期出土人骨的种系分析,尝试探究拓跋鲜卑南下政权建立后的民族融合进程。星港城组男性颅骨表现出中颅型与正颅型相结合的颅型特点,狭额型,面宽偏窄,中眶型和中鼻型,并伴有较中等的面部扁平度,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结合考古学和人类学分析,我们认为星港城墓葬虽沿袭了北魏鲜卑人的文化特征,但在人种成分上却表现出更多中原汉族人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