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超越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梦"的一系列阐述之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超越意识,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及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领跑世界历史的认识,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沉重历史苦难的理解,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其带来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的把握。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切中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从而在解答中国与世界普遍性问题的过程中超越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启了全新的文明类型。     

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看中国宗教的超越性问题

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有没有超越性 ?这是世界性的文化学和宗教学的重大课题。郝大维与安乐哲出自一个特殊的目的 ,即把中国宗教解释成西方宗教的互补物 ,认定中国文化没有严格超越性 ,只有所谓的内在超越性。这和事实不符。只要是宗教就是严格超越的 ,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例如 ,荀子的哲学就表现出明显的超越性倾向。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用自然和历史的两分法确立了一种新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平衡的关系 ,为解读中国哲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色彩与中国历史地理

色彩本是一种自然存在,但经由人之手,就成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研究色彩与文化历史的关系,不仅可以有力拓展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空间,也可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本文正是从这一历史空缺中走入,通过"色彩与地域文化"、"色彩与政治"、"色彩与认知"、"色彩与社会人生"、"色彩与历史选择"五个方面,对色彩与中国历史地理的关系进行了集中而又颇具拓展意义的探讨。     

中日文化视野中的“道”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上一脉相承。日本的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大多源自中国。然而在文化观念上却显示出两国的解释学差异。中国人最注重“道”而不轻言“道”。中国文化中的“道”更为沉重，更为超越，更为终极，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而在日本文化中，音乐、书法乃至武术进击等都常以“道”名之，蕴涵着幽闲古雅的温柔之美，但缺乏一种撼动人心的气质和精神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刻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审美风格论

"厚"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集合中一个偏向于风格论的衍生范畴,它的形成与我国古代传统农耕文明、血缘宗法制度和母权文化潜留均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厚"作为一个反映风格形态的美学范畴,主要表现为一种对含蓄蕴藉、自然醇厚的艺术特征的推崇和追求,折射出华夏民族崇尚温婉柔美的审美倾向,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审美传统之一。     

广东地域文化特质、地位与岭海主概念

从"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逻辑来看,海洋文化是广东地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质。这一文化特质在历史上形成其不同阶段的文化地位。海洋文化的率先发育,率先开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期领先的历史贡献,使岭海文化逐渐"重于世界"、"重于中国",并在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由边缘文化跃升为中华主流文化之一。这一历史的逻辑总体上可以简要概括为"因海而重"。以"岭海"作为本地域文化的主概念,更能涵括这些历史的积淀,突出本地域的文化特质,重新对"岭南文化"进行定位。     

井上靖的中国印象与文学创作

井上靖在1957年至1988年的31年时间里先后27次旅行中国。最初的两次旅行奠定了井上靖对中国的基本印象。在第一次旅行中,井上靖的中国印象受西方及日本社会的片面认识与自我文学想象的影响,忽视了中国的现实,体现为肯定广州而否定北京等城市。但是,在认识到西方恶意塑造中国的本质之后,井上靖开始反思自我,充分理解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不易,并在第二次旅行中重新审视与积极评价了现实中国。从对中国印象的转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井上靖的文学想象与旅行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辩及其多维向度

本文认为天人之辩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先秦。从价值观上看,儒家在类的层面上要求从自然走向文明,在个体的层面上要求化天性为德性,其注重之点在人文价值;墨家主张“赖其力”而超越自然,其中同样包含着化自然为人文的要求;儒墨的人文取向集中体现为人道的原则,后者在佛家那里得到了某种回应。与儒墨不同,道家将自然视为一种理想的状态,并提出了自然的原则。儒墨和道家的如上原则大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关系上的二重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天人关系的进一步延伸,便逻辑地展开为力与命的关系。相对于儒道之徘徊于力与命之间,墨、法及后起道教更多地表现了对主体权能的确信,而在这种不同的趋向之后,则蕴含着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现代背景下西域文化的诗性智慧

维柯“诗性智慧”所涵盖的诗性想象诸方式与西域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在西域文化中，草原文化传统与绿洲农耕文化传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的发展而沉寂，反而在现实生活和文化想象中成为建设的重点。当代中国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主流的政治文化携带着强有力的道德建设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借助着大众文化的宣传而日益在社会及个人生活的各个部分展开。西域文化实际展示的是一个融合、变动、吸纳、综合的过程，在全球化语境甚至后殖民的话语中，西域文化的界域成为抵制被同化和被征服的历史因由和形式支撑。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鲁迅与郭沫若文化观略论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行程艰苦卓绝、色调恢宏悲壮的变革史。在历史的行进速度,社会物质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幅度,政治军事斗争、道德伦理观念冲突的激烈程度,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结构的转变节奏等方面都有别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格局。这段历史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自我否定的心灵痛苦,也灌注着现代中国人发现自我、解放自我,走向世界历史的喜悦和憧憬。它在两条历史发展轨迹上实现着两种变革:一是社会政治变革,一是文化思想变革。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在这两种变革中分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鲁迅与郭沫若就是思想变革史上涌现出来的两位文化巨人。他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分别对人类文化,特别是东方封建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做了独到的估价,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后会发生什么?虽然在社会学文献里,"同化"(assimilation)仍然是重要论述,但本文探讨的却是除了"同化"之外的其它几种可能性,如交替、混成(hybridity)和创新.作者在文中通过三个文化混成和创新的实例,深入探讨了"世界主义"这概念.这三个实例分别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史上因大规模移民和人口流动而引发的文化碰撞,当代泰国华人的婚葬仪式.在这三个实例中,作者着眼于日常生活里所具有的文化融合和混成性,这种融合可以说是几个文化不同的群体在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生活实践中所拥有的共同的历史和记忆,是远远超越于所谓群体忠诚这一层面的.     

中国和谐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论要

中国和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设定和未来的构想,是一种国人对人生社会价值目标的确认,是中华民族要求超越现实和超越自身、达到理性自觉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中华民族向世界表明自己和平使者的国家形象、昭示人类未来精神家园的福音。它是动员国人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勇往直前的激越鼓点,也是国人改造民族素质、向往文明的深情呼唤,还是驱动自我人格塑造,完善崇高理想的人格精神。它将彻底刷新中国陈旧的生产关系和国人的心理结构及精神面貌。分析"和谐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对于深刻认识和完善"和谐社会"科学构想,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

<正>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顺利召开,最终取得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一带一路"战略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深度重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让古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蓬勃在今天重演。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至明中期闭关锁国之前,中国与西域各国贸易往来频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货物便是丝绸。此外,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也是漫长丝路上的"硬     

论古代西域汉语文化

汉语文化不仅仅指汉族人的文化,还应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古代西域就有汉语文化传统,西域各民族或是学习汉语,用汉语承载各自的文化;或是通过汉译,传播各自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化与古代西域各民族语言文化共存互生,互为资源,互相学习,互动并进,充分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汉语文化内涵。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璨的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两国的文化又都是呈经纬两向发展的。经线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纬线是相互交流的文化,丝绸之路则是连接两种文化的彩带。沿着这条彩带,兴于印度的佛教文化途经西域,汇集了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文化而到达中国。在这条宗教与贸易的丝绸之路上,多少高僧大德、商贾客旅梯山航海,匹马孤征,传播着文明的种子,各国的文化艺术,繁花异卉,争妍斗艳,孕育出新的果实。犍陀     

“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的一道风景

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发育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她已覆盖自"30后"至"80后"好几代俄罗斯作家,呈现出一拨又一拨且有多种类型的艺术探索,显示出独特的哲学取向与美学追求、艺术定位与诗学特征,已然构成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一种有气势成气象的文学思潮,而在实现着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超越。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范式,它拥有独具的世界观、独特的人生观、独到的意义观。既反思记忆中的历史又直面当下现实的文学叙写,既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的艺术写生,在生动地体现其别具一格而新人耳目的探索路向,在深刻地展现其积极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化功能。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要义

<正>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变迁时期。因而,关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及其演变历程的研究需要深入加以研究。在前贤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近年尝试提出一种相关假说,名之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已刊诸文,或讨论概念、方法,或考察特定具体问题,皆各有偏重,今将其要义再做概括性的说明,以求得关注此类问题的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述,探索     

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

胡姬是指唐代居于都城长安为文人雅士饮酒作乐之际充任侍从的西域少女。唐诗中频仍出现的胡姬并非是单纯的一种女性文学形象,诗人通过这一意象,旨在导向出对唐朝国事忧患的情思。胡姬代表了唐与胡两种文化从相拒到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域文化汇入了唐代华夏文化历史浪潮的主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