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道——老子语言哲学思考

老子哲学中,"道"与"名"或"道"与"言"几乎是两个并行的概念。老子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名言与道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世间纷争皆因"言"而生。"道"是可以表达的,但绝非普通语言所能表达。"道"即"思想"或"意图",也可以说是本原的世界。语言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但也有其局限性。本原存在着的世界和由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隔阂。通过研究老子"道、言"说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的"言"与"存在",透过语词(或名称)的表层含义,可以使人类多角度多侧面地充分认识这个世界,彻底摆脱语言的束缚。     

审美：通往自由之途

艺术是人类创造世界中形成的一种观察世界、体认世界的重要方式。人类在艺术中所创造、所欣赏的乃是人类最富生命力的、最自由的形象。生命总是与自由不可分割,美乃是生命的敞亮。对艺术的审美形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体验。正是在这领会、体验的审美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了对自由的享受和拥有。艺术从生命的意义上给我们以自由的体验,让我们可以沉浸其中“几忘有身”。     

《逻辑哲学论》中的自我观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自我理论涉及唯我论、形而上学主体和实体自我或经验自我诸论题。维氏之目的是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划界。语言和世界逻辑同构,语言是我的语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所以自我就是世界界限。维氏之唯我论并不彻底,因为世界之外尚有不可言说者。作为世界界限之自我乃是形而上学主体,它并非世界内之事实,并非世界内之实体,不能为语言所捕捉。单纯的实体自我或经验自我本指世界内之事实,而维特根斯坦在书中实际上否定了它的存在。     

存在与境界——论老子之道

老子之"道"向来有很多的阐释与解读。如把老子之道单纯地认定为本源论、本体论、境界论、价值论等等。对老子的"道"以现代性的视野或者说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来把握当然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来展开。对老子之道的解读要联系当时的历史与人文环境与整个中国哲学的大的学术背景。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老子之道既具有存在论意义又同时兼具境界论意义,是存在与境界的圆融合一。     

由诗之言到说之语--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之阐释看其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海德格尔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人们语言观上的烙印:将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sein).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从应然之“自然”到应然之“我”——试论老子在自我问题上的主张及其理论前提

在《老子》中,“道”不仅是世界本原,还是价值依据.作为价值依据的“道”受“自然”的规范.《老子》中的“自然”,不是实然的描述,而是一种判断、规范,乃是应然之自然.“道”作为最高范畴,受“自然”的规定,“自然”实际上成为价值标尺.由于老子学说本质上属于价值理论,因此老子在自我问题上肯定的不是“形躯我”、“认知我”,也不是“隋意我”,而是“价值我”.     

魏晋六朝文论中的小说观念与潜观念——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例

魏晋六朝文论中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论概念。《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中,作者以"道"、"经"、"圣"作为论文之依据和根本,每种文体既可能载道宗经依圣,也可能乖道违经背圣。按刘勰前人和时人的小说观,乖道违经背圣之言论文章均可视为小说。《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在魏晋六朝文论中有极大代表性,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文论和文化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都还不是指称某种具体单纯的文体,而是指那些不能表达"大道"、"真知"的边缘性语言文化作品。     

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看翻译的可能性

从以往围绕翻译的可能性展开的讨论来看,持可译性论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经验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使人类在思维认识方面产生了许多共性,这些共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持不可译性论者则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渊源,不同的原语材料,不同的思维方式,都各自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语言在翻译时自然会存在一些不可译性.这主要源于译入语缺乏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项的缺省.据此,翻译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是否存在对等的语言形式和对应的文化元素.然而,实践表明,翻译绝不是通过语词的一一对应就能轻易获得成功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对等"的真正性质不是翻译预设的,而是由翻译产生的.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词或句段是否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语词或句段对应,这是一个约定性的问题.如果两者之间具有事先约定,那么"对应"就是运用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约定,那么就需要建构约定性.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约定性,与运用已经建构好的约定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先在的约定性一定是在过去被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毋庸置疑地从属于翻译.由此可见,要真正回答"翻译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追问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约定性的基础是什么.     

海德格尔与老子论道

道是老子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核心语词,但两者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异。老子考察的是由道路的本意延伸出的大道及其特性,而海德格尔思考的是道路自身的特性;老子的道与言说相对立,道自身拒绝言说,但它是思想与语言的根据,而海德格尔却将道路与言语相统一为道说,且在他看来,语言具有本原性,是存在、思想与人的根据。     

海德格尔“大道道说观”的生态文化意蕴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出现了从"此在言说观"到"大道道说观"的转移。"道说"不是"此在"人的言说,而是"大道"说话的方式,它的基本含义和功能是"显示"和"聚集"。道说之"显示"不是人类的行为,而是一种"自然的显现";大道的"显现"和"聚集"不是源于人为的力量,而是源于以"大地"、"自然"为根基。"大道道说观"因此也是一种以"大地"为根基的"大道自然涌现语言观"。海德格尔对"大道道说"所具有的"自行显示"和"关系聚集"含义的发掘,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独白话语的深刻批判;其对大道道说的"大地""自然"根基的强调,又表现出对天地人神四方世界自由游戏的"生态审美栖居"的呼唤,"大道道说观"可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语言观",具有深刻的生态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