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制定的献金政策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推动民众“出钱出力”,报效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众献金政策。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制定颁布献金政策,指导民众捐款献金。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

抗战期间流行的“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战时新闻学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战时新闻政策反过来又为战时新闻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政治导向。随着战争的进程，国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开始复苏，由战争初期的“服从统制”到积极进行反统制的斗争。这种阶段性流变的特点必然反映到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来。这一变化趋势，与整个大后方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的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 ;“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媚日外交”到态度比较强硬、被迫抵抗的曲折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具有进步性。它不仅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使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得以逐步实施。但是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不彻底的 ,仍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