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马辞赋讽谏论

辞赋是存在讽谏的,但又不是直言谏诤,而是在铺排渲染中寓讽谏之意,比较委婉含蓄,这是辞赋讽谏的特殊性。司马相如以辞赋讽谏汉武帝,扬雄以辞赋讽谏汉成帝,结果都失败了。辞赋讽谏失败的原因,不在辞赋本身,而在于“讽非其人”。因此,辞赋“劝百风一”之说,应予推倒。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的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无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限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     

乐府设置时间考辨

乐府作为专掌音乐的专门机构,始设于何时?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一般皆从《汉书》作者班固说,始于汉武帝。如罗根译《乐府文史学》、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等著作皆持此说。但也有不同说法。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乐府始于汉惠帝;新版《辞海》“乐府”条则谓始于秦代,可惜都无例证,难以使人深信。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以日丽中天的磅礴气势,进入了全盛阶段,其文学也呈现出十分兴旺的景象。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是当日文坛的双子星座。他们分别代表了汉赋和汉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文学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章西汉两司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定评。本文试图对二者作一点比较分析。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浅析西汉中期经济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西汉武帝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君主。他既是封建社会一位政治改革家,又是经济家。从公元前140年到公百前87年,在位54年间,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有较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达“盛世之治”,这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以充实基础 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是在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文景之治”的基础上而发挥他的文治武功。在政治上“强杆弱枝”之举     

梁园赋家行年新考

前汉梁王刘武以好客养士知名,投其门下的羊胜、公孙诡、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赋家,形成了蜚声赋史的“梁园”作家群。严忌约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年不详;邹阳约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卒年不详;枚乘约生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刘恒后元二年(前173),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公孙诡、羊胜生年不详,二人同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受命自杀。公孙乘、路乔如二人生卒不详,仅有赋作传世。以上梁园诸赋家可以考出之行迹、作品,均编年系之。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孙景坛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认定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     

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

汉武帝何时立乐府是中国乐府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经考证,汉武帝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间已赋予乐府搜集管理地方乐舞的职能,并组织专人为郊祀典礼制作乐歌,其立乐府的时间,应在元光二年前。     

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

<正>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代文坛上两颗最辉煌的明星。最早班因就说过,汉之得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鲁迅也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所以,“西汉文章两司马”已成了一句俗谚。但是,历代以来,对“两司马”的评价又有很大的差别。自杨雄起,就指责司马相如“文丽用寡”,“劝百讽一”,后来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至“五四”时期,陈独秀率先给以“贵族之古典文之始作俑者”的头衔,于是解放后的研究者纷纷以庙堂文学的代表作家目之。新时期以来虽然对他重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同时也作了有分寸的保留。对司马迁,历代虽也不乏批评意见,如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好奇多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等,一般多是从内容意义上着眼。而在文学价值上,总是把他放在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之为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等。“两司马”何以会在文学史上获得相近的地位而又表现出巨大的差距呢?     

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一、文学史的研究与热点问题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十分系统且富有指导性的工作。新世纪伊始,一系列有关“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笔谈、研讨会频频出现,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陆续问世,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具体,视野也更开阔。2 0 0 0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揭开了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序幕(会议论文要点均见《文学评论》2 0 0 0年第4期) ,龙泉明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格局》指出,“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模式,因而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危机。”“文学史的写作应是自…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张颐武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处于“新时期”文化中心的命题。它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不断的讨论与争议。与“重写文学史”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也一直处于“新时期”文化与思想嬗变的中心。“重写文学史”似乎是“新时...     

读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

我手头的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论著,既不以“中国文学论稿”为名,也不以“中国文学批评论稿”为名,而以“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为名。王齐洲教授的这一选择,颇有深意。20世纪3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其自序谈到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时说:“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里,郭绍虞先生是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简评王齐洲《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

略微懂点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史” ,大体上是 2 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 ,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为参照和基点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体系 ,是一种“现代化”的派生物 ,也是一种“舶来”的附产品。时至 2 0世纪末 ,学界中人藉由清醒的反思 ,越来越痛切地认识到 ,这种“舶来”的、“现代化”的所谓“文学” ,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实践和文学观念大相径庭。以之为依据来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进程 ,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特征状貌 ,不是削足适履 ,就是胶柱鼓瑟 ,总之是行不通的。有见于此 ,湖北大学的王齐洲教授撰著了《呼唤民族性—…     

《九辩》为屈原作品定疑

<正> 《九辩》,见于《楚辞章句》卷八。这是一首文采绚烂、声情摇曳的杰作,其独创的“悲秋”的题旨成为后世文人寄托感情的园地。如汉武帝《秋风辞》、曹操《步出夏门行》、曹植《秋思》、曹丕《燕歌行》、潘岳《秋兴》,……流波余霭,直至近代。诚如杜甫《咏怀古迹》所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国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悲秋抒怀”的文思,莫不是《九辩》的滥觞。因此,《九辩》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上海开展‘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

三月中旬以来,《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几篇讨论复且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这本《中国文学史》(上册),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可以商榷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提高,但总的看来,成绩是基本的,它是“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之后的另一部新型的文学史的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四古典文学小组学生,在“简评《中国文学史》”和“评《中国文学史》”两文中,分别对《中国文学史》的优缺点作了评述。前文认为,该书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学的对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