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难忘——电影媒介的美学分析

媒介本质论将艺术形式与艺术媒介本质地连接在一起，认为创作、欣赏与评价等活动都应该立足于媒介的特性来进行；经典电影研究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以上命题。以卡诺尔为代表的后来者，主张在电影研究中“忘掉媒介”，认为媒介只是工具，它不能限制艺术。但也有研究者并未放弃对艺术媒介的理论维护，例如高特，他将媒介的理论价值用三个媒介特殊论命题系统地呈现了出来，我们在认识、解释、评价和创造艺术品时，应立足于其特殊的媒介特性。而如果站在更为宽广的大众媒介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电影与媒介，认识到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代表的地位，则能够合理地融汇卡诺尔与高特之间的二律背反。     

论贺岁片对中国电影观念的影响

贺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既有观念:电影创作不只是剧作创作而且是整体运作;电影艺术不只是内容显现而且是整体呈现;电影形象不只是创作形象而且是大众心理现象.贺岁电影是舶来品,却有浓重的东方心理和节令色彩,贺岁电影体现了东方心理需求、节令观赏期望和商业规则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特征.贺岁现象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社会文化、市场文化、传播文化、艺术文化等新观念.     

批判与解读——现代艺术的困惑

现代艺术在西方从1900年前后发轫,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上突破传统艺术的"标准",以鲜明的批判性,形成独特而又眩目的艺术景观.在一味强调批判的同时,现代艺术逐渐背离了大众的欣赏习惯,造成解读困难.     

走出低谷 迈向新世纪──从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谈起

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适应关系。这种适应，主要是指电影作品与受众审美情趣、欣赏需要的吻合；受众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水平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和导引；以及受众对电影作品的欣赏、认同和接受。电影艺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受众，而且需要超越受众，提高受众。在适应的基础上超越，在超越指导下适应。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还体现为受众对影片的反馈，即受众对接受客体的具体化──再创作。对同一部影片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反馈。通过受众反馈可以了解一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效果，掌握受众不同的接受层次。高层次的受众反馈是传播电影文化的春风，也是电影艺术珍品的催化剂。总之，电影创作与欣赏活动，是一种以电影作品为中介，相互促进，循环提高的精神活动。并由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求新”的艺术精神，推动着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造型艺术中亚审美形态的调查与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亚审美形态的造型艺术作品正在广泛流行,同时现代人也习惯用亚审美的眼光欣赏各类造型艺术作品。它的特点是注重形象性、突出调侃性、社会化生产性,我们设计了一套调查大众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的问卷,通过问卷分析大众对各类造型艺术的评价、艺术名人在大众心目中的状况以及大众的主要审美渠道。     

探析中国“伤痕电影”叙事中的艺术正义

“艺术正义”是起源于17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念,用以分析叙事文学中体现“因果报应”的特殊结构。“伤痕电影”建立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是反映中国特殊时期人民生活状况的电影类型。通过“艺术正义”在叙事情节中的矫正和弥补,“伤痕电影”对历史错误进行反思和修正,舒缓大众群体的悲痛。同时,对于特殊年代所造成的自我迷失,通过艺术正义叙事策略在影片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重构。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研究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研究没有引起电影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通过对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历史发展的追溯与考察,可以看到:虽然主导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在电影视阈下得以表达,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一直处于弱势发展的态势.在中国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内地法律电影要充分反映中国人和中国法律人在时代转型中的思考,这应该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发展的重要诉求.     

中国电影产业的新命题——张英进教授访谈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另类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等中国电影的主要类型走向各异,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独立电影和商业电影成为其中发展较快的类型.中国独立电影的快速发展有其历史契机与特殊语境.跨国文化资本运作下产生的中国独立电影,其"独立性"是相对的.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国独立电影的制作,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正日益影响独立电影产业的发展趋向.底层视角将继续成为独立纪录片的重要特征,并可能产生新的流向.中国电影消费的特殊情境形成了盗版消费现象;盗版消费既涉及到法律道德问题、消费习惯问题,还涉及到全球影像工业的一体化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问题,它已成为海内外关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国西部电影简论

西方电影是在西方社会完成了由贵族城堡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转换过程之后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电影则是在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之时在像上海这样的商业都会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现代都会中,既没有一个完整而成熟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完整而成熟的工人阶级,从中国古代一直延续至今的城市小市民的思想趣味和审美趣味始终是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化的基础架构,这也严重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实际发展历程。西部电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那时,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和农村的回乡知青既构成了新一代的电影导演群体和新一代的文学创作群体,也构成了中国当代电影的新一代接受群体,从而实现了中国电影从城市小市民文化视角向现当代农民文化视角的转移。这是一个中国农村文化和中国城市文化的结合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结合部,不论从其思想内涵还是从其艺术内涵,中国的西部电影都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西部电影逐渐走向衰弱,但这种衰弱仍然是当代中国城市小市民文化泛滥的结果,并不体现中国电影艺术整体上的进步和发展,片面追求电影技术上的进步和票房经济价值导致了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内涵的空虚和苍白。认真总结中国西部电影的经验,继续坚持西部电影所开创的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电影重获新生的关键。     

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再谈电影《阿凡达》

关于电影《阿凡达》，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大家只是欣赏，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自我的《“地球人”到底有多坏？》（载《艺术世界》2010年第3期）发表后，有人转发给我一篇海外评论，指出《阿凡达》是一部“烂电影”，因为它攻击现代文明；而攻击者自己却并不想过原始人的生活，     

当前中国电影需要解决的三大悖论

随着国产电影票房的高歌猛进,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重产业轻文化、重技术轻艺术的价值取向正在侵蚀着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电影深陷票房与口碑、全球与地方、技术与艺术的逻辑悖论之中。如何转变观念,走出票房的狂欢,以电影作为文化的审美理想,来制衡消费理性和商品逻辑导引的拜金主义、娱乐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回归文化伦理的人文大道,成了中国电影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当前电影的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产业与文化、全球与本土、技术与艺术应该构成新的互文关系。     

新艺术电影的猜谜结构及价值蕴含

当前,大众的日常生活渐成为中国艺术电影的表现主题。在平凡和琐碎的外表覆盖下,普通人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成为电影艺术捕捉的对象。这里不再有文明与愚昧泾渭分明的冲突,生活里的许多现象都以“半原生”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新艺术电影通过自己的画面与叙事建构起猜谜式的“召唤结构”,以期获得观众对艺术和生活的双重思索,而电影作者的主观意图又恰好镶嵌在这一结构之中。观众对作者意图破解的过程也成为人类普适价值相互交流的过程。     

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的内在困厄

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的内在困厄肖鹰当代中国艺术的先锋行动，在种种形式与技巧的尝试之后沉落，整个艺术领域陷入了一种趋时附势的无奈情境，先锋追求最后皈返于文化工业的商业主义操作。面对现状，我们过多地看到大众市场的兴起对先锋行动的冲击，把严肃艺术的困境归因于市...     

中国大陆电影表现性爱的变迁

不同时期中国电影表现性爱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中国电影表现性爱达到何种深度与广度,能够给中国观众提供何种的艺术满足,也是衡量中国电影发展状况的一个标准。     

百年背景下的新世纪中国电影现实题材分析

中国电影百年现实表现经历了几个起伏阶段,逐渐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和关注现实的传统。在21世纪,中国电影现实表现在市场化和艺术化的矛盾中发展,电影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角色,但中国电影生生不息的艺术传统却依旧潜流般绵延,现实主义表现依然在延续发展。百年成熟后的中国电影始终着眼人生注重现实,更应该保持影像世界对人性情感表现的优长。确认人性与情感深度的揭示应该成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标志的认识。     

本雅明电影心理学理论与当代意义

随着电影艺术的日益繁荣，本雅明的电影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他的电影心理学理论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系统研究。观众接受心理是本雅明电影心理学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对这种不同以往的接受心里，他主要通过绘画与电影的比较而得出。大众的感知觉因为电影的出现而得到了深化，同时本雅明还对电影演员的心理进行了论述。     

儒家美学视野下的中国行为艺术困境

行为艺术在中国受到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双重拒斥而陷入生存困境,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极端行为艺术过激的表现形式和部分行为艺术家国学修养的欠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大众的审美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且对现代艺术的审美能力整体较弱.本文从“中和”、“仁礼”、“美善统一”和“正名”四个方面去深入探析行为艺术与儒家美学思想矛盾冲突,提出从行为艺术家自身和中国大众审美视野两方面入手解决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生存发展问题的方法.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接受

鸳鸯蝴蝶派用小说化的艺术修辞手法书写电影人的寻常家事，通过制造心理共鸣和情感共振，为市民最终接受电影这一新的“媒介物种”铺平了道路。他们以电影人的悲欢离合为素材创作了不少小说，使公众熟悉了电影人物与各种电影空间，加深了观众和电影的情感联系。他们的电影评论从传统戏剧和文学艺术中吸取养分，是早期中国影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起到了启蒙教育观众的作用，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架构了理论基石。他们以报刊为载体，以评论、杂记为渠道，用合乎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方式将电影引入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将电影这一冷冰冰的技术物件与公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身边事物、生活经历、社会交往融合起来，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     

革胡：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发展路径

在20世纪中国艺术演进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演奏乐器探索中出现的新“物种”——革胡,这些新事物中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论话语的核心问题与内在演进逻辑。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艺术”及它能够承担什么？——这是基于华夏文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艺术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由四个更具体的问题构成：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社会性？中国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两个路径完成,一是为承认而斗争,二是为“满足需要”的“拿来主义”。     

论左翼电影的艺术形式创新

尽管大部分左翼电影在政治功利与艺术追求之间选择前者作为主要目标，一批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却在继承中国电影传统和借鉴外国电影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电影观念，掀起了一场艺术创新运动，他们在叙事结构、影像语言以及有声电影的探索方面，以突出的创作实绩赢得了观众。当然，左翼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也经历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存在着不平衡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