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两种典型商品市场发育研究

18 4 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 ,对中国展开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活动 ,形成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新格局。随着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相继开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向内地渗透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下 ,华北传统的市场逐步由自给自足的内贸型经济开始向近代外向型经济转变 ,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本文旨在通过对华北近代的典型商品市场棉花棉布、市场和小麦市场的研究 (由于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 ,战争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转入战时经济 ,所以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是 19世纪 7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 ) ,探讨其中反映出来的近代华北市场发育的特点     

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

明清时期,华北内陆地区涌现了数量众多的工商业市镇,其发展则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作者以1905—1937年间驻马店、漯河、道口、清化、周村等重要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生产与运销,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产,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以吸引农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许可制,由日军控制下的华北棉花协会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份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多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一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民国豫北植棉业的增长及其特点(1912—1936)

民元以来,具有悠久植棉历史的豫北借助华北铁路网的形成,改良棉种,改进技术,植棉业迅速发展,棉花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对豫北地区商业和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棉花种植在宋元初即有江南传入豫北,而豫北也在近代成为河南植棉业发展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民元以来豫北植棉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呈现哪些不同与过去的时代特点?本文试图以民国建立到抗战前豫北地区的棉花种植为例,作一探讨。     

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传统价值观的转向及其困守

“义”与“利”是华北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在近代，由于以工业文明为后盾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华北农民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赖以支持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而反映西方价值观念的商品意识的色彩却日益浓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然而，经受绵延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淫的近代华北农民，其自身带有的更多是封建母体遗传下来的基因，贵义贱利依然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基本趋向和评判人事的尺度。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是矛盾而又彷徨的     

论近代华北农村服饰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特定社会生活的重要反映。近代以前的华北农村，服饰款式单调，用料粗糙，整体水平较低。近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变化：工业纺织品取代手工纺织品，各种新颖的服饰款式不断出现，种类日渐增多。这种变化是缓慢而又不平衡的，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华北农村的整体社会变迁具有积极意义。     

阻碍近代华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

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近代华北农村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近代华北农村的商品经济仍然相当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仍属于绝对贫困,在此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再论20世纪20年代华北人民“闯关东”狂潮之成因

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的主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华北人民移民东北的高峰期,史料记载称之为"移民的狂潮".考察"闯关东"狂潮之成因,除华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人民无以为生,不得已转徙他乡这一传统原因外,华北人民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近代东北铁路网的形成、华北地方政府对移民东北的鼓励和支持,以及东北地方政权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更是吸引华北人民大举移民东北的最大动因.     

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力作

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力作柯文苑书义教授等人所著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４４万字。研究的地域主要为河北（包括京津）、山西和内蒙地区，山东和河南基本没有涉及。立意在于：已有对华北地区近代历史...     

浅析近代天津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天津开埠以后,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一个封建城市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附属于北京的城市逐渐转变为沟通中、外、南、北商品交流的外贸型工商业城市和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一变而为联系国内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窗口。天津的历史基础、运输方式的变革、和腹地的经济联系、内外贸易的发展、天津城市的近代化等几个方面是影响近代天津成为华北经济中心的主要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系统研究有助于理解天津在近代华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棉花种植户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湖南省粮棉主产区的实地调查,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因农产品涨价而引起种棉收益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纯棉花种植户,还是兼种稻谷的棉花种植户都因农产品涨价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益;不同类型的棉花种植户所采取的不同生计策略表现于棉花种植面积的差异性;相对于稻谷的种植面积,农户的棉花种植面积变动较大。     

中国棉花科技未来发展战略构想

中国棉花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安全和粮棉比价等因素影响,棉花种植面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唯一的途径是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棉花生产的科技水平和单产水平,从而增加棉花的总产量。因此,如何使国家棉花的产量与质量、生产效益和机械化同步协调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将是棉花生产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棉花科技发展成就是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形成,科技队伍凝聚力不断增强,推动棉花生产作用明显。中国棉花科技发展存在棉花纤维品质类型单一,优质棉花资源材料缺乏,品种选育没有重大突破,棉花病虫害危害加重,优良外源基因不足,转基因技术有待完善等问题。中国棉花科技发展战略定位要以发展农业科技体系为基点,瞄准棉花科技国际前沿,开展国家棉花产业各项研究,为棉花生产安全提供保障。总体目标是全面增强棉花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棉花优先研究领域是种质资源收集、整理与挖掘利用和新品种培育,棉花新材料创造生物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和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棉花产业深加工与综合利用。棉花产业关键技术是逐步推进植棉全程机械化和盐碱地植棉,稳定发展杂交棉。中国棉花产业发展应该加强宏观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加快科技创新,改善科研条件;加强国际合作,培育重大成果,最终构建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     

北方棉区的区域布局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分析了我国近 2 0年来棉花供求波动与北方棉区原棉丰欠的关系 ,阐述了北方棉区对稳定我国棉花市场的重要作用 ,指出北方棉区过于集中 ,且稳定性较差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提出分散北方棉区即发展陕、甘、宁、蒙、晋特早熟棉区的思路。通过初步的试验、示范论证了北方棉区西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秦漆园经济发展原因之探究

秦漆园经济的发展深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广泛的漆林分布、丰厚的生漆资源为秦漆园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彰显了秦漆园经济的发展特色;宏观调控政策为秦漆园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为秦漆园经济持续深入经营拓宽了产销出路和发展空间;社会需求则是直接影响秦漆园经济发展的命脉,是有效刺激秦漆园经济快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在我国高库存背景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及耕地资源匮乏的双重矛盾,试图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中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路径。通过DEA Malmquist模型对中国2001-2014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差异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LS方法估计TFP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技术进步是构成棉花TFP提高的主要因素,新疆棉花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各影响因素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和受灾水平对棉花TFP的影响最显著;各地区棉花TFP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机械投入要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西北内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汉代河南郡农业状况初论

河南郡是汉代农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粮食日益增多,马牛羊等大牲畜饲养量增长较快。东汉时河南郡的农业经济明显超过了西汉。     

清至民国甘肃陇右地区植棉兴废过程考

清代至民国时期,甘肃陇右地区的黄河沿岸和天水—陇南地区曾经是重要棉花产区,但这两大产棉地区产棉规模日渐缩小,最终废弃。该文通过对这两个棉花产区棉花作物种植从兴起到废弃过程的诸多因素考察,指出这两大棉花产区放弃种植的原因是当地生态条件和经济效益不利于发挥植棉优势之故。但具体来讲,棉花作物在黄河沿岸棉区被废弃是由于不同作物在同一地区传播的竞争过程中棉花不占经济利益的优势而被淘汰。     

铁路与山西棉业的发展：1907～1937

铁路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棉花商品化发展,拓展了种植面积,推动了种植结构的变化,商业性农业区也初步形成,这对于山西农业近代化的意义殊为明显。旨在探讨铁路交通在近代山西棉花产业中的重要作用,由此管窥铁路交通与山西农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粮食政策市场化改革与浙江农作物生产反应:价格、风险和定购

基于诺罗夫局部调整模型,采用1991-2002年浙江省10个地市的"时序--截面"数据,就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浙江早稻、晚稻、大麦、小麦、棉花和油菜籽等六种农作物生产对产品价格、经营风险和粮食收购定额等因素的反应程度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农业生产者表现出相当的经济理性,产品价格对作物生产具有明显的正面效应,生产者行为对经营风险呈现显著的厌恶性反应.不断减少粮食定购尤其是2001年取消定购已对浙江粮食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棉花和油菜籽种植规模的扩大.此外,产品比价的变化也明显地影响作物种植关系,早稻与晚稻呈现较强的互促关系,油菜籽价格的提高将会减少大麦及小麦面积,棉花生产对稻谷价格提高呈反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