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外国文学

某些国家、民族或时代文学的繁荣,除有其内在的原因,作家向外国思想文化学习往往产生巨大推动力。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也因受外国文学影响而扬葩吐艳,气象万千。郭沫若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他的创作动机、思想和方法都受外国文学影响。郭沫若开始文学创作就是由于外国文学的激发,虽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从小就耳濡目染,长大后又下过一番功夫,但一开始并没有从事文艺的打算。1913年他22岁时,东渡日本求学,受当时富国强兵思潮的激荡,决心从     

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

在影响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生成的诸多因素中,与诗人诞生地的巴蜀文化相互渗透的荆楚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它的影响下,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体现出冲动敏锐的个性,叛逆峻急的品格,焦灼从众的心理,以及由此而促成的雄丽豪放的风格。     

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夹缝”中沉沦——论租界文化影响下章克标的小说创作

章克标属于早期海派作家,他的创作与上海租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租界杂糅的文化环境,影响其文学创作的态度。作为一个早期的租界文化漫游者,他对文学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既爱又恨的姿态使他徘徊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并在租界文化的影响下渐渐沉沦。租界以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章克标的文学创作。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客家传统文化关系——以《女神》等为分析重点

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价值取向如果得不到充分的分析与定位,很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就很难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女神》为“五四”郭沫若的代表新诗,当人们在解读这部典型之作时,似乎忽视或遗忘了其创作思想的另一源泉—客家传统文化.只有对郭沫若文学思想之源进行全面的审视,深入剖析其与客家传统文化之渊源,才能对《女神》思想具备切实而开阔的理解.     

论郭沫若与东方文学

该文主要论述郭沫若与东方文学的关系,着重分析印度"诗圣"泰戈尔、伊朗中古诗人莪默·伽亚谟以及日本文化与文学,对郭沫若思想和创作所给予的影响.探讨郭沫若如何融铸和吸纳东方文学的长处,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创新精神和艺术风格.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     

试论中原文对龟兹文化的影响

本文从建筑、绘画和宗教思想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古代中原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并得出了这种影响遍及于早期电兹文化与晚期龟兹文化的结论。     

郭沫若基督教文化观流变

1925年后郭沫若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由原先的汲取的姿态逐渐变为批判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的文学作品中,基督教文化色彩已鲜有痕迹。透过历史背景,我们发现,这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环境有密切联系。郭沫若作为一个善于把握时代风潮的文学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必然受到两者的影响,而后期他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文化只能作为其文学创作素材的源泉,而非精神的支持。     

郭沫若早期与外国文学关系考源

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文学创作,受到外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浓厚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翻译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与其中某些思想引起了共鸣,而且,更反映在他创作时,吸取了外国文学中的有益成分,丰富了自己作品,使之具有崭新的时代特色。近年来,已相继有人对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足的是,对史料缺乏广泛的搜集、整理,研究者大多是从郭沫若的自述中、选出太戈尔、惠特曼、歌     

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中的“少女情结”

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中的"少女情结"主要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日本现代化过程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而非他本人个体心理变异的产物.川端康成唯美的天性与悲哀的体验的矛盾和统一,只有被放到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背景的互动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正确理解.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在功利和唯美之间徘徊——郭沫若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矛盾心态分析

关于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在功利和唯美之间徘徊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从道家文化和西方美学对郭沫若文学创作观的影响,从内因——气质性格和外因——时代、文化冲突等方面揭示了造成其内心痛苦的原困。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论述及文艺创作,蕴涵着丰富的文艺心理学。郭沫若把情绪视为文学的原始细胞乃至文学的本质。在心理描述与心理分析的有机融铸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而揭示作品的思想主旨,是他“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

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创作中常见的节目。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创作的主体走向上,沈从文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只有全面理解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才能对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论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综观其文学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创作也促进了其翻译水平的提高.在翻译与创作两者间相互影响下,郭沫若在翻译和创作上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

文学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仅在建国以后长期被腐俗化、简单化了,而且在强调文学自律性、自主性的新时期几乎也被忽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此重新加以探讨,可望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当下的文学与经济关系研究,不仅应当在本文之外作家的经济生活状况对文学创作的掣肘和传播方式对版本真伪及文本内容的影响等文学创作的外部维度上加以拓展,而且应当在主人公的经济生活如何成为情节转换和推进的关捩等形式层面上加以深化。同时应当注意到,经济元素对文学的渗透,既可以导致文学成为经济的奴仆,也可以给文学创作更多的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日益走向大众化、审美日益走向功利化的今天,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是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梁启超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文学活动

梁启超的文化传播活动影响了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梁氏的“文学新民”观念和文学界革命是在其开启民智的文化传播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二、梁氏文学创作的欧西精神与其西学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三、梁氏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倾向源于其“觉世”的传播效果追求。     

殷夫创作心理探析

对创作心理的探究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殷夫创作诗歌心理有三大要素：出生地象山赋予他坚硬的地域性格,家庭充满温情和自由氛围环境以及殷夫自身所具有的青春热血型气质。从这三个方面可以更深地去挖掘贯穿其诗歌创作的情绪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