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文学生活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就文学人民性和人民文学问题答刘淮南先生

人民性是一个文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近20年的精英文化批判面前,民众的文学和文化需要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尊重。精英文化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文学生存权力;要尊重民众文学和艺术的选择权力;不能低估和贬低民众文学生活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能将自己的精英文化立场“贵族化”;精英群体不能只是把矛头指向民众,精英文化是同样需要被批判的。     

半毛钱的故事

他曾是那所重点高中里最穷的一位学生,他也曾是那所高中里最富有的一位学生。他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他甚至很少想这件事。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把他扔在了乡医院的走廊里那破旧的长条椅上,然后扬长而去。他甚至不知道,他柔润的小脸有没有被他的母亲亲过。那对好心的中年夫妇,因为丈夫发烧,被妻子搀扶着来到医院,然后发现了他。他们是那么惊喜,因为尽管已经50多岁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孩子,他们喜欢这世上所有的孩子,包括眼前这个裹在小小的棉布里不停地啼哭的婴儿。     

“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陈毅早期文学主张述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自幼酷爱文学。他在回顾自己的斗争生活时曾经说过:“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后来,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又受到法国文学的滋养和熏陶,献身文学事业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然而,坎坷曲折的生活遭遇,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他不得不把主要情力放到探索革命真理、寻求生活出路上去。 1923年10月,他第一次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进入中法大学(校址:西山碧云寺)读书,11月加入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试谈杜甫的诗为什么生前不受重视

杜甫在临终的前一年,曾发出这样的哀叹:“百年歌自苦,来见有知音”。的确,在杜甫活着的时候,他自己虽然曾多次热情地赞扬别人的诗作,而他自己的诗作,却从来没有被人赞扬过。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象李白、高适、严武等,也没有直接提到过杜甫的诗。同代人编选的唐诗集子中,也不选他的作品。可见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生前是很受世人冷落的。     

真情·真理·真实——读天安门诗歌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是诗的世界,诗的海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巍巍壮观的文学现象。当时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的我国人民,没有可能利用国家的宣传工具,只好用传统的民族形式——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这些用笔墨直接写在纸上的诗歌,倾吐的是真情,呼唤的是真理,诉说的是真实,冲破了“四人帮”长期设置的文学禁律,一洗诗坛的帮风帮气,把重又沦为“神学的婢女”、“资本家的娼妓”     

有选择的生活

曾经有位学者,当他声名显赫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他最感激的人是谁。这位学者深情地说,他最感激他的第一位老师,是那位老师引导他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年变成一个热爱文学的人。这些话被一些人传到了那位老师那里,但是那位已白发苍苍的老人并没有表露出一丝兴奋与激动,仍然平静地生活。有人问他,你曾经引导过的学生如今显赫了,最感激的人也是你,你为什么无动于衷呢?老人缓缓地说:“我忘记了我所帮助过的人,所以我并不会因谁显赫而记起他。”一个记得,一个忘记,一个牢牢记着别人对自己的帮助,一个忘记自己对别人的帮助,两者实在都是心怀大智之人…     

活着的姿态

正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巡视道场,几天下来,看到一个徒众总是面无表情。最后一天,我忍不住把他叫来,说道:"我感觉不到你是活脱脱的生命,你要将你的肌肉活起来啊。"回顾自己七十年的岁月,虽然受尽酸甜苦辣,却从来没有被人骂过是死人,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他最后堕落为反动汉奸文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严正的批判。但在五四时期,他也曾经一度站在进步阵营一边,发挥过有益的作用。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革命发难的时候,他并没有正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但他以自己的译作和新诗创作热烈地响应了文学革命的号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五卷六号上,他发表了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第一篇文章——《人的文学》,随后,义发表了《平民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思想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新文学的要求》(一九二○年一月六日)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较     

别忘记最好的东西

有一天,少年在山上放羊的时候看见脚边有一朵漂亮的小花——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漂亮的小花!他禁不住单脚跪下去,把那朵花拔起来,放到自己的眼前看,少年被它的美陶醉了。他刚要把那朵花贴到脸上,就听见"嘎"的一生巨响,抬头看时,面前的大石壁开了一道拱门,阳光斜照进拱门里,少年看到里面有数不尽的黄金、珠宝在闪闪发光。     

为“大老婆”牺牲的人

我认识一位酷爱文学的中年人。为了文学,他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对别人说,妻子是他的小老婆,文学是他的大老婆。他妻子后来忍无可忍地离开了他,有人问他痛苦吗?他说:"有什么好痛苦的,小老婆走了,我还有大老婆。"他本来有工作,后来觉得这会影响他的写作,就把工作辞了。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去捡破烂,要不是有关部门把他纳入"低保",他肯定现在还在捡破烂。他常以作家自居,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作家,尽管他已经出过两本书,怀里还揣着省作协的会员证。他经常拿出来"证明"他的身份——据说上饭馆吃饭时也要亮一亮,好像这样人家就会不收饭钱,结果别人反而收了高价,理由是作家都很有钱,写本书要卖几百万。其实他那两本书都是自费出版的,而且他至今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个字。对他的投稿,编辑回信不是说看不懂,就是说没意思,     

象征主义文学在中国

我国最早触及象征主义的是陈独秀,但他并没有使用象征主义一词,而只是提到了某些象征主主义戏剧家。象征主义最初总是被译为表象主义,直到1919年象征主义才有了正式的译名。象征主义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的象征主义文学。象征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渗透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象征主义诗学。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正爸爸被查出身患肺癌那天,妈妈并没有表现得过度伤心,她只是怔了好久,然后悄悄抹掉了眼角的泪花。爸爸有医保,治疗费用家里能承担,但爸爸坚持不治疗。他说接受治疗不过是延长数月至大半年的寿命,他不愿意把自己最后的人生放在医院里。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他希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句:"让我们回老家吧,你爸一直想家。"我和小季结婚后,把从学校退休后住到农村的爸妈接到了身     

散文的感情

有感情的不一定是艺术,艺术却必须有感情。离开感情,艺术就不复存在。李泽厚说:“艺术如果没有情感,就不成其为艺术。我们只讲艺术的特征是形象性,其实,情感性比形象性对艺术来说更为重要。艺术的情感性常常是艺术生命之所在。”(《美学论集》)文学是语言艺术,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运用语言表达人物的感情和作者自己的感情。这一点,王国维早已在《文学小言》里说过:“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他非常明确地把“情”看作是文学的“原质”之一。     

邓小平一生没辞去的职务

邓小平一生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要职有许多,但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辞去的一个职务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在任期间,他还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基金会。这事还要从邓小平对宋庆龄的认识和了解说起。     

幸好一封遗书的矜持

成功的人不是从未曾被击倒过的人,而是在被击倒后、还能够积极地往成功之路不断迈进的人。他下了决心,要在那个周末,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知道自己是那样脆弱,可是没有办法,一切,都那么无奈和伤心。     

入耳、入心

"人啊,吃亏是福!"妈妈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小时候我觉得自己能用几十种理由来反驳她。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我觉得这句话果然是至理名言。与同学争吵时让一步、被人不小心撞了别计较……这些看上去是自己吃亏了,其实并没有,不是吗?爸爸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总喜欢对我讲他小时候的经历。如,他不知讲过多少次那时他吃不饱、     

境愈高时言愈浅——谈启功先生古典文学教学中的比喻

启功先生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用一系列比喻把自己对文学现象的深刻认识,形象地传达给学生。这一特点集中地体现在唐代文学的讲授之中,比如,他曾运用过"平原"与"蜀道"、"新芽破土"、"硬块的消化"、"珍珠与泥沙"等种种巧妙的比喻。他从自己的艺术体验出发,善用比喻,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精神;同时,他对于文学现象又有透辟的认识与入木三分的述评,这又是评点式的诗话所不多见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他讲论古典诗歌的记录,本身就是颇具艺术意味的文学专史。以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的艺术直觉整体把握文学现象,用最亲切、最直观的方式表述文学现象的特征与本质,是这部文学专史的最大特点。对他而言,比喻已非简单的修辞,艺术与生活既熔于一炉,沟通两者的喻体无处不在。由此而来的比喻,睿智幽默,平实亲切,直指人心,正所谓"境愈高时言愈浅"。     

欲济无舟楫——晏子文化人格的内涵

晏子是优秀的政治家,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巨大的痛苦,根源在于他把自己看做“士”,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但君权至上的宗法等级社会却使他只能处于维护君权的从属地位,没有给他提供实现愿望的条件。这种痛苦是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的体现,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渗透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悲壮昂扬、愤激苍凉的艺术风格。     

论吴伯箫散文风格的质朴美

吴伯箫从事散文创作,迄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了。从1925年踏进文学领域以来,他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教书和行政的空隙里,间或写篇把短文,象凑在农场的边缘上栽三五畦番茄、胡瓜”①。尽管如此,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一直没有停止过热情的歌唱。②恽代英同志说过:“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③吴伯箫所走过来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条“文艺与革命”的道路。他在抗战烽火中投奔延安以后,几十年来,我们党所领导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和建设生活,是直接培植他散文风格的土壤。他在艺     

论卡夫卡的文学传统——以《变形记》为典型个案

任何一种创造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智性掘进,被视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卡夫卡,其作品中巧妙的意象构思,独异的框架结构,仍有前人留下的痕迹.他富于创造性的地方是把前人作品中潜在的趋向明晰化,拓展出一片新的文学天空。卡夫卡的《变形记》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的影响,而真正的影响是一种创造,卡夫卡跟随前辈文学大师,走出了完全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