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

穆木天(1900、3、26——1971、10),原名穆敬熙,吉林省伊通县人.他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教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自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语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建国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     

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校园期刊是新诗及新诗观念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新潮》强调办刊人的"共同主张",紧随《新青年》办刊理念,选诗以白话新体为限,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具象式写法;在议题设置上更重视新旧文学之争,理论批评主要是为新诗合法性找理据,在"自然"和"自由"的诗体解放旗帜下,扩展新诗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新潮》与《新青年》《少年中国》构成同盟关系,增强了自身影响力,为白话新诗派壮大了力量。《清华周刊》及其《文艺增刊》虽然也强调办刊人的"共同兴趣",赞同诗体解放,但更强调"诗体创造",将情感、想象视为诗的本质,丰富了新诗表现手法;在议题设置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多围绕诗体规范与创造的具体细节展开,注重相互评鉴;《清华周刊》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因诗学趣味相近且有合作,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朱光潜的诗论

1931年前后,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的朱光潜,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之后,他就着手对于平素用功最多的一种艺术——诗——进行理论的探讨。不久,就写成了《诗论》纲要。1933年回国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开授《诗论》课程。后来将讲稿多次修改,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诗论》。作为著名学者、美学家,朱光潜以他有关古今中外诗歌的丰富知识,在《诗论》中分析了诗的起源、诗的境界,诗与散文、音乐、美术的区别与联系,并对我国旧体诗的节奏、声韵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朱光潜也关注新诗,从三十年代起,先后发表了多篇新诗理论批评文章。朱光潜留给我们的诗学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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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文中画 画中诗 诗中情——读朱自《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裳红》

二十年代初,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中,有两位影响极大的散文作家,一个是以《寄小读者》闻名于世的冰心,一个就是以《踪迹》、《背影》脍炙人口的朱自清.朱自清本是诗人,早年从事诗创作,“五四”时期即写新诗,他的第一首诗《光明》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代写的.一九二二年创作,二三年发表的长诗《毁灭》在当时诗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二四年出版了诗文集《踪迹》.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创作转向散文,一九二八年出版散文集《背影》,成为一代散文大家.正是由于他是诗人,因而他的散文就充满着浓郁的诗意,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一种诗意”.     

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罗振亚的近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面,都较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两部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力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是罗振亚的一部诗歌批评自选文集,可以说是作者从事诗歌批评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三部分,即诗学篇、诗派篇、诗人篇。分别从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创作主体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视。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敏…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论闻一多新诗韵律与诗思的对应关系

闻一多在新诗创作中注重发掘诗歌形式结构的内在意蕴,在一些作品中将形式与内容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隐喻;在另一些作品中则通过内蕴主题与外在诗式的对立来扩大诗的张力.他在新诗韵律选择及韵的安排与转换方面均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实现了语言形式与诗情诗意配合无痕的艺术目标.     

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

戴望舒翻译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他创作诗歌的数量,这取决于历史处境与他的文化选择。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他开创的新诗风,也在于他通过译诗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语言质地和迥异的想象空间。戴望舒诗歌翻译也展现了其文学与文化重构的宏伟目标。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台湾诗坛坐标上的《葡萄园》

物以类聚，诗以刊分，是台湾新诗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部台湾新诗史就是台湾诗刊史。《葡萄园》就是一家重要诗刊。这家诗刊不仅在面世后的近４０个年头中从未中断过，更为引人瞩目之处是，它从创刊起，就从理论和创作两个向度上提出、实践和坚持了自己的“健康、明朗、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路线，对台岛新诗美学颇有正面建树，对当今的大陆诗坛也颇有借鉴价值。《葡萄园》理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离开这个重要诗群，对台湾新诗近几十年发展的评价将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乱世奇葩——《诗创造》探源

《诗创造》是创刊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部重要诗歌期刊,它是研究中国新诗在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标本,但是鲜被关注。本文以史为依据,客观、系统地梳理诗刊产生背景及创办过程,意在以此为角度,来折射40年代末诗坛状况,并探讨其对中国新诗发展所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覃子豪的诗作与诗论

覃子豪的诗“稳实而圆熟,明澈而含蕴”。他的诗作,受了浪漫派、巴拿斯派、象征派诗人诸多的影响,但没有食洋不化,而是诗风严谨,细腻,充满着象征意味和神秘色彩,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覃子豪的诗论以宏观上把握现代诗的特质、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和细致深入分析艺术问题相结合为特色,做到了立论有据,评价恰当,理论联系实际。在台湾当代诗歌批评史上,写下了这位“诗的播种者”带有奠基性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