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的商业,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业,是向前发展的商业。同时,商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那么,明代商业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究竟如何呢?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的认识。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期及特征的研究,十分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对于全面了解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规律性,对于近世以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滞原因和影响的探讨,对于在中外历史对比研究中认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是作者根据过去史学界,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成果和个人的初步探讨,试就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的分期和特征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就正于同志们.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中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吗?

一九八○年春,我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拙作《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基本论点是:根据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全面考察,确认农业中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代,虽然手工业中开始有资本主义萌芽了,但农业中也还是没有达到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就在那篇拙文准备发表的     

回归传统:历史学视野中的资本主义

虽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西方现代史学都使用了资本主义一词,但双方并无相同的理论背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概念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强调历史面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可简称为德国历史学派)一起创造出来的,强调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寻求社会变化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启用,实际上是对欧洲近代历史的严重误读。有鉴于此,在今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应该用资本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萌芽,回归本来的经典史学的传统。     

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与关梦觉 陈乃圣先生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曾涉及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何时开始的问题——实质上即是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问题。最近,在中国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意见之所以分歧,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对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的。一种意见认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同开始的。这在关梦觉和陈乃圣两先生的文章中有系统的论述。关梦觉先生在其     

试论中西16世纪商业资本的不同命运

16世纪,东西方在封建社会内部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跨进近代工业文明;而中国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却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中。商业资本在东西方的不同命运,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其经济、政治（主要是王权）、区域性国际环境,以及东西方在对待海盗商人上的不同态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从清代前期苏松地区丝棉手工业的生产来看资本主义萌芽

从明代后期以至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我国某些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中开始生长,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苏松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这里的丝、棉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有着相当高度的发展。对于这个地区的丝、棉手工业的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杂性的探讨,将使我们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的认识有些益处。目前,史学界一般都承认鸦片战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生长,但对萌芽发展程度的估计则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已经达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有人认为不过是稀疏的萌芽。这篇短文只是在学术界已经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一点肤浅看法,请读者指正。     

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论述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问题时,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所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大约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约经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新论

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以为资本主义是在西方个别国家“发生”，然后才逐渐传播到全世界的。本文认为，“发生”即指萌芽，资本主义萌芽乃是社会经济生活商品化的产物，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只要哪个地方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也就造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萌芽”不可能仅是西方某国才发生的现象。而且，“萌芽”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其形式要受生产类型和条件的制约，在不同经济领域会有不同形式，不能把“外放加工制度”看作“萌芽”的唯一形式。“萌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既有生命力也有脆弱性，其发展前途不外乎三种：或持续发展，或中间断裂，或藕断丝连，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不一定都会成功，资本主义没有成功的地方不一定就没有发生“萌芽”     

试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早。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如此之早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概括地说,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决定的。     

“为闺阁昭传”说质疑——兼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

指出"为闺阁昭传"是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的误读,并非曹雪芹的本意;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对人生和社会深刻的哲理思考,他比较自觉地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识和解读封建社会,全书充满了《易》的理论和思想。     

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们按照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从秦汉到明清2000余年的社会,界定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但其本质特征与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相符合,故提出再思考。其初衷是希望摈弃传统思维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最基本原则,改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论姚鼐爱民、济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姚鼐不只有受“封建正统观念”牢笼的一面 ,更有和当权的封建统治者相矛盾的一面。其对待人民的态度是竭力鼓吹爱民、济民。他所宣扬的民本思想 ,既有对传统思想和人文精神的继承 ,也不乏民主、平等的新的思想因素。认清这一点 ,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继续发扬传统的人文精神 ,都有其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美国精神

西方个人主义渊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禁欲主义的思想武器,不同时期的个人主义理论具有不同的内涵。当代西方个人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尊重人和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个人主义的独立奋斗、开拓进取精神成为美国人的生命基调,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造成严重的社会弊端。当代许多思想家对个人主义作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解释,以期约束和限制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     

论《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色彩

《野叟曝言》是一部集大成地体现封建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书中描绘的明孝宗朝的理想社会图景是对康乾盛世的全面的讴歌。夏敬渠的理想主义 ,极大地削弱了《野叟曝言》的社会批判力量。《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是对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作出的积极的、正面的响应 ,它是理学影响通俗文学的一个典型范本。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鲁迅和李光洙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

对比分析鲁迅和李光洙二人作品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层面的差异,将鲁迅和李光洙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她们都遭受着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迫害和戕杀,在婚姻、爱情、家庭、自由上有着共同的悲剧性命运。尽管表现角度和深度不同,但他们都是想通过对封建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制度的批判来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他们的关于女性的文学都是反对封建礼教及其制度的文学,都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时代先进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和谐文化精华进行了创造性的吸纳和发展.它以丰富的内涵充分体现着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先进性,体现了人民群众共同追求民主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与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和谐社会思想有着本质不同。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一）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的思想“核心”和“精华”,是曹雪芹认识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内外尖锐而复杂的重重矛盾,是其必然没落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统一的“融合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系统性、明确性和鲜明性。借助佛老的“语言外壳”是《红楼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一大特点。     

1911-1920年毛泽东的编辑实践

青年毛泽东早期积极投身革命报刊的编辑实践 ,在创办《湘江评论》和主编《新湖南》以及为《大公报》、《申报》等国内诸多报刊撰写、编辑稿件、设立各类通讯组织等编辑实践中都表现出以报刊为阵地 ,与封建专制制度、与军阀作战斗 ;表现出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和宣传的编辑实践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