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界发起的一次以弘扬五四精神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号召一切爱国人士关注文化救亡,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摇旗呐喊。"七七"事变后,新启蒙运动的战将各自奔赴抗战后方,新启蒙运动接近尾声,但它实已逐渐融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实践上为抗战做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工作。     

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

启蒙的真谛是敢于求知,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使人从不成熟的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人类历史上,每逢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发生的启蒙运动,因历史环境的不同,承载着与欧洲文艺复兴不同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大破灭"前提下发动的新启蒙运动,在批判性、理性的运用、看待问题的眼光等众多方面,都与五四启蒙有着明显的不同。"新哲学者"欲通过发动这场哲学上的"国防动员"运动,将各派思想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并借此机会将"新哲学"灌输到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     

张申府与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为适应抗日救亡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兼有学者和政治家身份的张申府,积极参加了此次运动。他对启蒙的阐释,对"实"和"理性"的大力倡导,都显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独特之处,他基于民族命运的种种思考,在新启蒙运动中得到展现。张申府对新启蒙运动有倡导之功,宣传之力,贡献突出。     

新启蒙运动的现代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强调理性与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为旨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由于受到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刻影响,新启蒙运动被裹挟在救亡、革命的外套中,自由始终被遮蔽着。新启蒙运动作为本体论事实是不应忽视的,深入把握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启蒙的复杂性、艰难性,对于未来启蒙的策略、走向、期待都是不无裨益的。     

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启示

新启蒙运动是在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反奴役、反礼教、反复古、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亦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新＂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实现的文化普及化、大众化领域,提出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理念。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新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新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自觉下的延安时期新启蒙运动研究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的历史时期,基于抗战、救亡的目的,知识界对之前的五四启蒙运动及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重估,彰显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文化自觉。新启蒙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以及新文化综合观三方面。虽然新启蒙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知识界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启蒙的大众化与文化的综合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确立起来的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态度及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台湾反蒋民主启蒙的"五四"话语--以殷海光思想言述为例

20世纪50年代台湾反蒋民主运动是继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其所遭遇到的第一场反对运动,对台湾近几十年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场运动与20世纪头10年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关系和不同语境,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台湾社会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益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殷海光作为这一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思想史个案.     

“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一二·九"时期的政治文化参与,才使得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和方法,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这具体表现在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自觉使用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化运动的构想上。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青年王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他所写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在王瑶先生80年代的学科规划和30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他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文化互化研究

现代中国,在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既相拮抗又相对流的历史总进程中,就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广大而言,恐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毛泽东相媲。毛泽东既是启蒙运动造就的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又是二十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中国的现代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曾经努力将启蒙精神注入农民运动,又曾经试图用农民运动来改造启蒙。他一生的思想与实践,以及他所发动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理论与现实,都常常胶结在这二者的冲突与互融之中。而这一切,又深深地根植于毛泽东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密不可分的、异常复杂的关系之中。因此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题作专门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活动,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启蒙运动的现代命运。     

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转型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诞生.集中出现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自传作品不仅摆脱了"史传"的影响,且以充分的文学自觉丰富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表现技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他传的重要收获比较集中出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但过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相、注重叙述的依据,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性.中国传记创作的现代转型是一次由借鉴模仿到最后脱胎成型的文体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崭新文体从萌芽到收获的生命成长.文学性的不断增强和史传特点的渐渐减弱,终于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彻底告别脱胎于经依附于史的昨天,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史学著作和记叙散文之外的文学体裁.     

中国神话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神话史研究者主要是茅盾和顾颉刚。茅盾的进化论是历史的视角,但其视野仅及原始社会;顾颉刚的专题神话史也是过程研究,注意到了神话发展的动力问题。20世纪后期,袁珂的广义神话学的观念拓展了神话学的空间。神话史研究着眼于神话与社会的互动,是在社会矛盾与神话的运动中把握神话历史发展轨迹的。对待原生态的神话和次生延续的神话,是神话史研究不得不辨析的大问题。     

西方新艺术运动创新精神的反思

论文围绕创新主题,以21世纪的视角对重提新艺术运动的意义、新艺术运动的研究范畴、"新艺术"在20世纪的延续及其创新属性、创新动力与历史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寻找新艺术运动创新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建筑和设计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论争

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上的论争,对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

旨在落实培养“学生—译员计划”的京师同文馆,一般也被视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将其作为洋务派更为宏大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计划的开端。但是,同文馆努力试图在外国语言学校与西方化的近代学院之间、在西学与中学之间保持的平衡,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也不是所谓的在语言学校的掩护之下来试图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官制度进行的“改革”,而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探讨同文馆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处境之间的不断谨慎调整之原因并对其过程进行解读,对于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的重新认识,乃至对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中学、西学之争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近三十年来《圆圆曲》研究综述

《圆圆曲》是吴伟业七言歌行的代表作之一。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背景,陈圆圆风雨飘摇的身世遭际,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也赋予了该诗巨大的历史价值,故历来此法备受关注,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梳理了相关研究资料,试图从其历史真实性、创作时间、主题意旨、艺术手法,及与《长恨歌》等同类诗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对近三十年来《圆圆曲》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以期在总结中理清脉络,进而寻求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斯宾格勒艺术观探析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这是学界对斯宾格勒身份的公认。正因此,很少有人把他看做是文艺学家、美学家,也很少有人去系统阐述其历史哲学中所蕴涵的艺术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斯宾格勒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独特的艺术思想,展现了与其历史哲学的总体研究方法与内在精神逻辑相一致的艺术观。对斯宾格勒的艺术观进行深入开掘与合理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为我们深入探讨当前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