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黎乔桂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出版，立刻掀起了一片赞叹的声浪。我认为这部新著的主要优点有三：第一，对审美意识的强调；第二，对个性的强调；第三，对“以情动人”的强调。有此...     

论结构主义文学史观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自律论的文学批评模式，是对１９世纪盛行的注重外部关系的历史方法的反拨。但它也通过自己逐步形成的“结构──历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较为妥善地处理好内在考察与外部研究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文学史是“非连续的集合”，文学史的时间序列只是空间组合形式之一的独特的文学史观。该研究方法体现出三点特征：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追踪文学史的深层结构与演进机制。这种独特的历史思维表现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文学史重构热情与价值追求，为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

20世纪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史观念 ,但大多强调了“文学”而忽视了“史”的意义。探讨“文学史”的构成 ,可以从 2 0世纪“社会史”学科的“整体史”观念得到启发 ,构建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它以雅俗互动为关键性突破口 ,以整合为基本方法 ,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 ,由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和双向共生的交互运动共同构成文学史的动力机制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性质

本文具体论述了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性质。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学活动及其物化成果的历时性演变过程 ,包括影响这个过程的一切文化要素的总和。文学史研究的本质则是文学史家以其独特的文学史观、文学审美判断力为核心的历史的识见叙述人类文学活动及其物化成果的演变行程 ,描写出推动文学发展的各种“合力”的作用 ,探讨其中带有规律性的联系。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初期，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家，既有着西方的文学视野，同时由于他们所观照的对象的特定性，又深感中西方文学的巨大差异，从而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关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从探究中国文学内部特殊的发展演变过程、外部制约因素，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文学的解读和传播，文学的空间性等方面彰显中国文学的特征。从中可以考见这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需要比较文学史眼光

８０年代以来，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但从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来看，这种研究仍然缺乏一种视野开阔、气度恢弘、贯通始终的比较文学 史眼光、这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东西方的失衡；二是未能做到历史贯通；三是对文体的忽略。所谓 比较文学史眼光，就是要把比较大学从方法论层面上升到历史观层面，把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 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阐释与文学成就的评价之中。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写意传统

中西文学具有不同的传统。西方文学重叙事和写实,中国文学重抒情和写意。抒情传统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以情动人的力量和诗情画意之美,体现了文学是作者感情的自由展现的本质;写意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简洁精炼和含蓄隽永、生动传神之美。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写意传统表现了它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