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

党项是一个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与衰落,吐蕃与党项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关系等方面。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所统治的种族部落及吐蕃本身的许多部落最后溶于党项这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之中。     

吐蕃与于阗关系考述——于阗和鄯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及特点

7世纪初叶,悉补野家族建立了吐蕃政权。到了8世纪中叶,吐蕃开始入居西域。为了加强和稳定该地区的统治,吐蕃从本土各部落中抽调部分部落迁往广袤的西域。文章对西域的于阗和鄯善地区的吐蕃部落的氏族属性及特点作了探讨和分析。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

本文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吐蕃沙州部落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敦煌乡、里制相结合，在敦煌设置的部落、将组织，是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敦煌部落分为军事部落、民部落、准军事部落三种类型，其长官均称为部落使、部落大使。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     

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

吐蕃部落自唐末以来遍布河陇之地,东起陇山之首,西至阳关之西,均有其部落族帐居住。《宋史·吐蕃传》称:“自仪、谓、原、环、庆、镇戎暨于灵、夏皆有之。”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上述几州军并非吐蕃主要住地,而环、庆、灵、夏、镇戎等地都是吐蕃、党项的杂居之地,吐蕃的主要居地均在上述州军的西面或西南面。《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三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间的“贡赐贸易”摭议

本文力图说明,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部族间的"贡赐贸易",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受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义利观"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对北宋统治阶层而言,蕃部贡马之利,远不及"和为贵"、"柔远人"之义来得重要,放弃一定的物质利益以换取边陲部民"聿求内附"、"心白向汉"的局面,是宋廷在"贡赐贸易"中采取"厚往薄来"方针的目的所在.而这样的方针确实为北宋王朝带来了更长远的利益.     

北宋时期吐蕃政权与周邻的关系

李唐统治时期,吐蕃极盛一时,直接构成了唐朝政权的重要边患。唐末五代,由于多种原因,吐蕃势力逐渐衰落。它的东方部族则以西凉府、河湟青唐为中心,散处在今甘、青一带,各成部落,互不统属。宋琪在宋初奏论边事时说:“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宋史·宋琪传》)。后来韩琦也说:“经原、秦风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者谷、达     

唃厮啰生于高昌磨榆国辨正

北宋真宗和仁宗统治时期,吐蕃赞普的后裔唃厮啰建都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创立了一个新的吐蕃政权,其境东起洮岷,西至青海湖,南抵河曲,北达大通河,成为当时青藏高原上吐蕃割据势力中的佼佼者。唃厮啰一生亲附宋朝,抗击西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关于唃厮啰的诞生地点,宋朝的史家曾有详细记载。但因后人不懂吐蕃语言,对古代吐蕃史地也极生疏,因而长期产生误解,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今就有关资料,略作辨证如下。     

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

藏语称西夏为ｍｉ ｙａｇ。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 ,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① 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 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 ,到 1 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 ,长达 60 0多年 ,其间你来我往 ,水乳交融 ,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②唐时 ,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 ,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 ;雅隆王朝解体以后 ,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 ;西夏建国以后 ,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宋代蕃兵制度考略

为了适应对夏战争的需要,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一支强悍勇敢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军队.蕃兵建立和制度化的过程始于北宋初,之后随着蕃兵兵团在西北地区的日益组建,逐渐形成了蕃兵军事职官除授、蕃兵选刺、训练以及有功迁赏、违法处罚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先后颁布和实施,对于加强蕃兵管理、确保蕃兵质量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激励蕃兵英勇杀敌、保家保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近30年来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评述

本文结合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进程与西北的地理特征,分青藏高原、新疆地区、河西走廊三大区域,评述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研究概况、观点,并提出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赞普像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标志性人物像之一,其出现是壁画的绘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佛典内容进行变通的结果。赞普问疾听法图的粉本应源于吐蕃地区,由汉藏艺术家们共同创作而成,而赞普和侍从的服饰及容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则是受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吐蕃宰相制度研究综述

在吐蕃王朝的政治制度中,宰相制度变化最多,影响政局最深,对吐蕃王朝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吐蕃宰相制度日益成为藏学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未出现对吐蕃宰相制度的系统全面的论著,对单相制、多相制及僧相制的具体生态未能完全呈现。对宰相制的发展阶段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对宰相制度的互动关系研究还不够,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制约了藏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8～9世纪吐蕃入迁河西及其影响

河西地区在吐蕃统治的80余年间,除了吐蕃自身在这里较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吐蕃对迁入地的影响,即出现了吐蕃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吐蕃采取强制政策的结果;同时,在吐蕃入迁河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以藏语言命名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