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叶在财政上的作用

本文论述了宋代的茶叶生产、茶叶政策、茶马贸易、财政状况以及茶利在财政上的作用。     

论北宋初期的茶叶贸易法令

北宋榷茶制度产生于建隆三年，其始为禁榷自新春北销的江南茶。乾德。年扩大为对所有江南北销茶的禁榷。乾德二年茶法仍仅针对江南北销茶，淮南茶的禁榷始于乾德三年。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将榷茶制推行于统一后除川。陕、广南外的江南诸路。雍熙三年茶叶首次用于沿边折中，但规模有限，未对茶法产生大的影响。至道二年以前的太宗朝茶法改革的主要问题是解决茶叶停积难售的弊病，为此，端拱二年张泊提出“通商法”，实即贴射法，淳化三年贴射法实行于淮南。淳化四年刘式改革江南法仍是交引法，而不是贴射法，至道初陈恕再改江南茶法，是恢复榷货务卖茶制，不是三说法。刘式、陈恕茶法也是为了解决茶叶停积问题。     

明代招商中茶制下茶商特权地位的孕育与发展

明代招商中茶制是明朝利用茶商的力量将川陕茶叶运往西北茶马司易马,并以变卖茶叶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作为酬劳。这一茶政制度的实施将茶商推向了汉藏茶马贸易的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营、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了明政府垄断茶利的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的特权地位创造了条件,也为官营向商营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宋代的茶法变革

宋初在东南推行榷茶法之后，弊病丛生。为了解决茶法不利对官对民造成的损害，宋政府先后施行通商法、卖引法等法，以期通过修改和完善茶法缓解政府的财政问题与民困；在宋代茶法频繁的变动中，交织着官与商、官府与园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述宋代的茶法变革

宋初在东南推行榷茶法之后 ,弊病丛生。为了解决茶法不利对官对民造成的损害 ,宋政府先后施行通商法、卖引法等法 ,以期通过修改和完善茶法缓解政府的财政问题与民困 ;在宋代茶法频繁的变动中 ,交织着官与商、官府与园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英使马戛尔尼与茶

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在于巩固与扩大中英贸易,重点是茶叶贸易。中英贸易开展后,英国各阶层饮茶日益普遍,输入量大增,茶叶贸易给政府和商人带来了巨大利益。马戛尔尼在各方撮合下,出于维护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特权,保证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并伺机收集与茶有关的一切情报出使中国。访华期间,他悉心考察茶事,收集茶籽送至印度培植,向乾隆提交保证茶叶贸易的国书,亲身经历了一次中华茶文化的熏陶。使华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刺激了英国加紧茶叶试植活动;二是加快了鸦片换取茶叶的罪恶活动,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论南宋东南茶法

南宋东南茶法是宋代茶法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学者们多强调其对政和茶法的继承，而缺乏对其自身特点的深入分析。实际上，南宋茶法主要只继承了政和茶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在具体制度上独具特色，多与政和茶法不同。南宋东南茶法实行三务发卖、地方发卖、州县配额的卖引制度，每引贩茶重量减少而引价提高，引外征敛增多，茶利高度集中，反映了其灵活、苛细、集权的特点。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论宋代交引铺户与入中、榷卖的关系

宋代为解决边地军需问题,国家让渡部分盐茶之利,召募商贾入中粮草、物资于边地。具有信用票据性质的交引是入中与榷卖相结合的重要媒介。交引的发行是交引铺户出现的前提。宋代,交引铺户与入中、榷卖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入中与盐茶榷卖相结合中,交引铺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清代地方政府对“万里茶道”茶源地茶业的经营管理——以安化茶业碑刻资料为中心

安化茶区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地之一,茶叶远销我国西北、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茶业经营活动中,安化遗留了大量与茶业相关的碑刻资料,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安化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控情况。从现存碑刻资料看,安化地方政府在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采办贡茶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试图构建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秩序,以保障茶叶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些措施对安化茶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社会动荡、管理者认识和能力缺陷等原因,茶业经营活动仍弊端丛生,违规经营屡禁不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社会大变局背景下基层社会管控能力的削弱与不足。     

论宋代茶法

茶利从唐到清一直是国家财政中仅次于盐利的一项专利收入。在历代为攫取茶利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中,宋代茶法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两宋三百年间,茶法变更不已,大致经历了宋初至嘉祐三年(1058年)、嘉祐四年(1059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和崇宁元年(1102年)至南宋末期三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上分别采取了禁榷、通商、集禁榷通商于一体的“卖引法”等几种形式。本文拟就宋代茶法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作用作一些探讨。     

与恰克图茶叶贸易相关的人员流动分析

清代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在恰克图开展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茶叶贸易活动,在世界贸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山西本地不产茶,这就使得晋商在整个茶叶贸易过程中需要进行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长途贩运,这一过程同时也就伴随着与茶叶贸易有关的人员流动的发生。文章以清代晋商为主导的恰克图贸易为视角,以茶叶贸易规模的变化对与之相关的人员流动数量进行估算,以期对与恰克图茶叶贸易相关的人员流动进行探讨,进而揭示恰克图贸易中所隐含的经济早期近代化特征。     

传统社会中藏区茶叶贸易研究

藏区茶贸易过程复杂，不仅展现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也展现了茶叶的满足情况。贸易概况与茶商种类与经营方式是藏区茶叶贸易的主体内容。藏区内的茶叶贸易主要被寺院与贵族垄断。底层百姓把茶叶交换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足生活需求为主。     

茶马互市与明代青海货币经济

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了明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出于安边防、充军马、裕国用之目的,明廷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除以茶、丝绸等交换马匹外、还大量以纸钞、银两等货币购买马匹。同时,一些被赐予官职爵位、敕封名号的僧俗首领,纷纷定期入京朝贡,明廷除赐予茶叶、绢帛外,还大量赐予纸钞、银两和铸币,贡使亦逐渐以商贾为主体,并由此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使青海地区与中原的商品贸易关系紧密化,直接化。这些都涉及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货币经济的内容和特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谨请识者不吝指教。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

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先从除旧的方面一改恩、杨茶法,继而又于同治十二年从布新的方面二改恩、杨茶法,最终于同治十三年以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如此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主要源于左宗棠对湖茶贸易的了解和面对甘肃困敝不可收拾的局面,急欲招商办新课及稳定甘肃的政治需要。左宗棠五条茶法中对甘肃相沿很久的捐助、养廉、充公、官礼等陋规统归于厘税项下征收,是化私为公之举,严厉稽私并要求经过蒙地到新疆的山西茶商按甘肃茶课征收,是对西北茶贸的统一税收政策。除旧累、成功招商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左宗棠对茶商的税厘并征,不仅有"重赋抑末"痕迹,更有清王朝"办课为重"的历史局限性。当然,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     

论清代中英茶叶贸易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茶叶贸易以东印度公司为主体 ,存在着发展中的不发展的问题。而至鸦片战后 ,刚步入兴盛期 ,这与茶价、供需及国家政策有关。进入 19世纪 6 0年代 ,由于印度茶的竞争 ,中英茶叶贸易趋于衰落。     

近代九江开埠与近代九江茶市

(一)近代九江茶市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原因。 九江是中国近代闻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九江茶叶贸易市场的形成和繁荣,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原因。 茶树的发现、栽培和茶叶的使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载,四千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秦汉以降,饮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随着进入交换领域而成为商品。唐以后,茶树栽培扩展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达十多个省区。茶叶逐渐成为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历代王朝对茶叶贸易极为重视,制定茶法,谓之“榷茶”。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     

祁门茶业改良场历史钩沉

草创于北洋政府时期的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传统制茶叶应对国际市场挑战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吸收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并向现代制茶工艺转化的重要标志,多位专家接棒努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中国制茶业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方面:建设标准化示范性茶园和按现代模式进行茶园管理;购置制荼机械和引进新工艺制作茶叶;开展高级技术人员培训和技工人才培养;联合金融业创办合作组织和转变经营方式;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并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藏茶马贸易,肇始于唐,盛于宋明,尾绪于清.茶马互市相沿数百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在民族关系史上无过此者.它是藏汉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两族人民之间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藏谚云:“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茶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西藏志》载;“藏番蒙古不拘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西藏图考》载:“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明史·食货志》中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代的茶马贸易因袭唐宋旧制,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很大的变化和新的发展.本文所要论及的,就是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