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保守主义理性观

如何看待理性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把握休谟保守主义思想的关键。启蒙理性是休谟论述理性问题的思想背景和重要对照。启蒙理性认为理性在本体论上是主观、自足与至上的,在认知过程上是抽象的。理性的认知结果在实践上构成人类行为的规范律令。启蒙理性是现代激进主义背后的思想动力。而休谟则认为,理性在本体论上并不自足,在认知过程中依赖于习惯,其认知结论需不断渐进调整。在实践上,理性并非人类行为规范的指导。休谟事实上提出了与启蒙理性截然不同的理性观念,休谟独具特色的理性观是其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在理性观重构的基础上,休谟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世俗性论证,为尊重传统进行了系统辩护,为将审视政治的视角从"应然"转向"实然"开辟了道路。休谟是"有理性"的保守主义的先驱。     

哲学理性与社会学合理性之关系

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论述哲学理性和社会学合理性的关系,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     

理性与合理性之比较

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可以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来探讨。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这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从各自的具体特征来看,理性强调超验性和绝对普遍性,合理性则强调经验性和相对普遍性。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践理性辨析

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着的理论内容，更是当代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实践是理性的真实之所，理性是实践的重要特征，因此,必须从实践与理性的内在结合中揭示实践理性的本质，从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比较与对照中揭示实践理性的特点，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探寻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     

理性·反理性·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思考

本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抽象地概括为具有某种反理性或非理性的思想系统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虽然从总体上是属于理性主义的系统 ,但这种理性主义又与古典哲学讲的理性不同 ,它具有现代理性的反理性特点。当然 ,本文也不赞成把马克思诠释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 ,认为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既要看到这个系统的现代理性主义倾向 ,又要领会它的非理性的某些因素。结论是 :只有从整体上、具体地去认识 ,而不是局部的、抽象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才可能完整、准确地加以把握。     

论生态理性

要从哲学认识论根源上矫正生态问题,人类必须转换思维模式,用生态理性替换现代理性。生态理性是以生态伦理为依据,以整个生态利益为目的,奉行人地共生价值理念的实践精神活动,它呈现出整体和谐、有机生成的新特征,要求人们在栖居自然时恪守生态优先和人类自律双向原则。本文探讨生态理性的理论基础构建,从对其内涵、特征及其原则的初步系统探索中,以丰富人们对生态理性思想意蕴的认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观

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理性被异化的历史.处于西方现代哲学起始之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存世界的感性基础出发,创造了"感性意识"这一科学的理性形式,实现了对近代"异化理性"的真正超越.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理性是身体的一个属性

在西方哲学的主流中,理性是心灵实体的功能,是普遍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是与情感相分离的。这些关于理性的观点,都是脱离身体来说明理性。实用主义从哲学上批判了脱离身体和情感的理性概念,并阐述了理性的集体性或社会性。当代认知科学的种种发现表明,理性是身体的一个属性。西方传统哲学归属给心灵结构的那些先天的和先验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人的身体的生理-物理结构而已。     

关于技术理性的几点思考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其基本特点是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物质需求功能化,效用最大化,设计的理想性、创造性、妥协性,制造和生产的条件性、强制性.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     

从环境的视角看经济理性的转向及其意义

从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环境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入手,指出纯粹的经济理性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恰恰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通过分析生态理性、法律理性以及二者与经济理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我们必须实现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和法律理性的转向,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才有望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严重的环境危机。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     

论宗教理性和道德理性对理性的异化

宗教理性和道德理性都是理性异化的产物。它们都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客体，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后来都成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控制、压迫、统治人。     

对“科学理性”定位研究的评析

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带给人类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科学理性的含义已延伸至包括自然、社会、人文在内的广义科学领域。由单一的自然视角到广义科学视角的变化要求对科学理性的研究是全方位的。考察理性观念的发展史,中国古代由于受制于本体之理,科学与理性总体上是分离的;西方则呈现出与科学理性密切相关的因素如本体、方法、价值等,从而构成对科学理性的定位研究。     

对韦伯官僚制中“理性”的思考——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官僚制行政理论，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曾对当时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具理性之僵化、刻板、缺乏弹性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价值理性的“返魅”被提上了日程。将二者统一起来，对社会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     

非理性主义的“反”理性探析

鉴于传统理性在西方哲学理念和社会实践中的疯狂和僭越 ,以现代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倡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理性运动 ,但这场运动却因非理性主义自身种种理论局限性的阻断而最终失败     

历史与行政:后战国合理性观念研究

在实际政治事务中,合理性思维是更为切实有用的观念。它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能够更加务实,而少唱高调。一种巨大的制度惯性和一种长久的观念定势,使得合理性思维成为最可取的思想路径。在秦汉之际,就历史合理性思维所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来看,只能证明,政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着复杂的变数。周秦作为汉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两面镜子,从正反两面为汉人的历史路径定向。后战国时期,"汤武革命"和"逆取顺守"是两个最有创意的思想命题。二者均关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复杂纠葛。合理性之于合法性明显具有一种历史存在论和政治工具论上的优先性。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就康德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而言是自明的,它既不能单独由理念的纯粹形式加以确定,也不能单独由经验对象加以确定;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地位不仅是先验的,也是实践的,实践的地位带来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过程的存在;自由与自然的对立或统一因为回到理性的过程而成为必然,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又是关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