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灵气一股泉——新时期“湘军”小说独有品格简论

新时期的湖南小说以“湘军”独有的品格在当代文坛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尤其是湖南长篇小说创作,在高扬作家主体精神、探求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意识的整合、艺术地适应市场文化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与古代小说审美思维的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是伴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渐趋成熟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人的群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理性觉醒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思维表现出“扬理抑情、趋同排异”的特征;二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审美情感觉醒阶段,这一阶段完成了审美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小说的审美思维表现出“情理相济、异同兼容”的特征。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从幼稚走向成熟,形成了美善并举的基本图式。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认同平凡 感受人性─—从《你是一条河》的艺术形式到“新写实”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是从艺术形式还是从艺术风格来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都从集体性的创作走向了个体性的创作。六七十年代的由创作整体倾向构成的文坛共名状态开始瓦解，主体的个性意识悄然生长，作家们步入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从世俗的生活形态为外在表象，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以演绎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这样一股文学潮流中，池莉以一系列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而享誉文坛，在最大程度上把小说还给了平民。她笔下的芸芸众生都在力图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合理化的生存途径。池莉对此给予了肯定和理解，并于其间展示出人性中的黑暗与光…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待建,一座城市的语言

当代武汉作家的小说创作与武汉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方方、池莉的那些被人冠以“新写实主义”的作品问世后，文学批评者发现了她们创作上的地域性风格，并给以“汉味小说”。“汉派作家”等名号。但令人困惑的是：诸多论者都认为武汉的文化特征是“世俗”与“繁杂”，论及作品的“汉味”时也只是多从风俗、民情、方言等外部形态进行总结。也就是说，地域文化特色不明，作家创作中关于地域文化的把握又呈表象化，那么，“汉味小说”的特色与价值又如何能生发呢？在此，对武汉文化性格的剖析和对创作主体文化情怀的观照就成为本文的主匕回。…     

英国汉学家与19世纪清小说的译介

19世纪是清小说英译的发轫期。译者以驻华外交官为主体；英译动机是为了提供语言学习材料，传递适合英国文化和经济扩张政策的价值观及帮助了解中国；英译的基本策略为摘译、节译、编译和改写。英国汉学家对清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英国汉学的开拓与发展；有助于西方正确理解中国；为清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系统打下坚实基础。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考证、辨识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英译清小说的主要作品、译本与翻译特点，评价其功过得失与学术影响，无疑对于丰富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研究不无？益。     

明清世情小说的主体精神探析

同前代的话本及话本体小说相比，明清世情小说在艺术上有了质的变化发展，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作品中主体精神的日益强化。这种主体精神在小说创作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小说序跋中作者对创作心理的夫子自道；作品中自传因素的出现；小说主人公的理想追求。由于主体精神的增强，明清世情小说在内容方面，社会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表达对人生反思的倾向；在艺术追求方面，不少作者求新求变的意识相当明确。世情小说主体精神增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基本的是创作方式的变化，即由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的转变     

“民贵君轻”说解析——与李珺平先生商榷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并非视民为“工具”，而是认为民的价值高于社稷和君主。儒家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即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战国时期，孟子劝说诸侯国君行仁政而“王天下”，故孟子并非“尊天子贬诸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从政治体制上说，它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这是其历史的局限，但不可否认儒家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因此，在民本思想中亦蕴含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在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进程中，传统的民本思想被扬弃：一方面，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被否定；另一方面，其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的思想被继承。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浅析藏族作家班丹小说的死亡意象及其呈现

藏族作家班丹近年来的汉语小说创作，关注族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状态，在一个更加理性和深邃的层面上关注生命与死亡的内在关系；由于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班丹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从直观的层面上显现为一种生命状态的描述，其小说的深层结构作为一种隐喻而具有深层意味，它不但印证了佛教中所言的“死期不定、死因众多”，而且也暗示了“因果报应”的佛理。班丹还需要把他充满温情、具有强烈宗教意识和人道情怀的写作立场同宏大的民族历史文化视野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开放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人格，以期使他的创作获得更深远、更普遍的人类性价值。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三维向度探析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论述为认识和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在“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什么”维度上，从文化自信的主体、客体、力量等分析文化自信的内在构成和外在表现等；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的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维度上，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原因主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化根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在“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维度上，主要有增强文化自觉和价值观自信，提高文化自信主体的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论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抒写

废名是前期“京派小说”的中坚作家,其乡土小说被称为“田园牧歌”和“乡土抒情诗”,这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叙事风貌有关。在小说叙事上,废名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和“诗化”的先河,而其田园归隐情结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具有“先行性”。这就是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高扬个人主体性 弘扬个人主体道德价值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整体主义一直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机制又极大地压抑了个体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壮大和完善，个人的主体意识终于从尘封的牢笼中凸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诸如功利意识、效率意识、自我意识、竞争意识等等的萌芽与发展，就是个人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得以发挥的表现。谈到个人主体，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主体”一词的含义。“主体”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主体；其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主体；其三是实践意义上的行…     

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

中国近代文论，表现在外部形态上，是新旧并陈、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而在深层次的“内部形态”方面，中国近代文论则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鲜明的反传统精神，以及求变、求新和经世致用的近代意识；二是打破了杂文学观念，由以诗文为文体中心转向了小说和戏剧，形成了近代文体中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互为依存的文学体系；三是主张言文合一，倡导文学的通俗化；四是汲取西方先进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五是翻译文学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