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征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佛教经由与中国民族宗教道教的斗争与融合，对儒家思想由排斥到吸收，直至“儒佛一统”论的提出与确立，使自己在理论形态与实践形式上均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表明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中国本土文化主动靠拢所达到的成就，更表明了中国文化容纳吞吐异域异质文化的博大胸怀。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中国现代佛教义学的兴起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义学在依次经过解经开展阶段和学派开展阶段后,到隋唐宗派兴起阶段,达到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但到近代,随着佛教的整体衰落,曾经繁荣的佛教宗派义学也相应没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科学人本文化席卷全球,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遭到空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猛烈冲击。佛教在这种时代大势面前,举步维艰,出路何在?在众多佛教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中,义学的激活与复兴成为他们的基本选项。这其中的先驱首推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他提出"内学"观念,所谓"结论后的研究"。另一主要倡导者是太虚法师,他提倡融贯传统后的出新,所谓"契理契机",而其弟子印顺法师则提倡"以佛法研究佛法"。他们的探索无疑在相当多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启示,有助于开辟现代佛教义学的开展路径。现代中国佛教也在这种探索中显露出复兴的征兆。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论佛教伦理的中国化

佛教伦理中国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其一,是佛教伦理的政治化;其二,是佛教伦理的补充性。佛教伦理的政治化,是指佛教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适应,体现了道德作为他律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补充性,是指作为内在超越的佛教伦理对儒家“内圣”传统中断后的弥补,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和作为自律的特征。由此我们看到,佛教伦理的中国化之路,是一条循着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适应与超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相统一的道路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

为了将佛教中国化的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本文构建了四个要素的理论模型,包括: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竞争、宗教为民众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的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规则的确立来降低佛教与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佛教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逐步确立,形成"政主教从"格局;佛教解决了寺院经济的难题,采取了社会多元供应的模式;佛教不断调适与儒家、道教的竞争秩序,形成三教并存融合态势;佛教建立了内部治理规则,降低了与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化的佛教在教义义理、社会功能和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其创新之处。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局对中国佛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中国佛教进一步随着已经改变的国际国内境况来实现本土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从当代佛教的发展实践来看,还需要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进行调适磨合,实现适应与创新。     

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

美国目前是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中心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中国学者不无裨益。在中国佛教领域 ,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 ,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 ,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 ,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 ,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本文还关注美国学者在“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     

信仰的跨文化传播经验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

人类文明史上不同信仰体系曾经历了长期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从世界性宗教传播的历史经验来看,成功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对信仰体系进行重新解释和形式变通,实现与传入地文化环境的有机融合。在吸收外来信仰方面中国社会有独特的机制和能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也曾面临着与佛教传入类似的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正确的吸收学习方法,在长期的实践和思考中澄清迷雾排除障碍,创造性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一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鲜明特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天台智(岂页)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伴随中国新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并成为其中重要而特殊的内容。从价值体系重建的角度思考"中国化"的意义和面对的新问题,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对此从不同的方面做了反思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续进行当代阐释,吸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益理论成果和新的艺术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具备新的理论内涵和功能。同时,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新结合点,与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新契合点,使一般的理论提倡和意识形态信念真正转变成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必需"和自觉追求。     

论哲学视域中的“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意蕴着丰富的创新性的哲学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意味着我们依托于新情势,坚守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物质观、实践论、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等哲学原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的新境界。     

中国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就必须要寻求到这一理论活动的逻辑主线。从实践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主线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现代性建构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因此,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了不同的现代化方案。革命时期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种革命式的现代化方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逐渐构建出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现代性。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还在生成中。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主题就是着眼于中国道路,从各个维度尤其是价值维度,建构独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统一的内在逻辑。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思考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我国后 ,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它的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时至今日 ,这一过程并未完结 ,反思历史经验 ,摆脱与科学缺乏沟通、对政治过分依附的思维惯性 ,开拓创新 ,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但它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党的七大对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于一体的复杂过程,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实现民族复兴使命的传递、规定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实现方式、确立新时代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推动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规定了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方式,是一个包括锻造领导力量、开辟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与建构有效制度等在内的整体系统;在新时代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新表达,为完成民族复兴使命提供了价值引领、思维导向与实践路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