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型传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为到达拉萨使西藏的民众皈依天主教,成为首批进驻汉藏边缘滇西北一带的西方人.1854年,罗勒拿(Charles Renou)以"汉商"的名义,在紧邻云南北部边境的西藏察瓦龙境内的崩卡谷地主持传道,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着重讨论了当地民众对法国传教士及新宗教的反应,揭示了滇西北边地复杂的族群关系、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活动考

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并且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呈现出与天主教传教士极为不同的面貌,他们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书写打上了深刻的新教烙印。由于时代原因,摩拉维亚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描述和评论普遍存在负面化甚至妖魔化的倾向,摩拉维亚传教士的活动所带来的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极不均衡。不过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藏民族中传教的历史也为研究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利玛窦在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位置考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难，终于获准在中国肇庆居住，至此，天主教再次在中国内地传播。仙花寺，即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的全部历程和艰辛，它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察，提出今天位于肇庆市区西江河畔崇禧塔旁的一座两层楼古...     

基督教在近代郑州的传播

基督教来华是在西方欧美国家海外传教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背景下展开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一些传教士相继来到郑州,通过建教堂、开医院、设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郑州社会的发展。     

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传播组织史值得研究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从贞观九年(635年)至会昌五年(846年),有天主教聂斯多力派叙利亚人阿罗本、景净等传教士从波斯先后来到长安,在二百一十年间先后建立教堂百余座。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3年),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会士孟高维诺以教皇特使的名义由罗马来京传教,先后于大德二年(1298年)、大德九年(1305年)、延祐五年(1318年)在北京建立教堂三座,传教范围扩展到泉州、杭州、杨州等地。元朝灭亡,教会活动随之中断。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人数日渐增多。又私入中国内地传教者不少,这是殖民主义者侵略活动的一种形式。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资本主义列强大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8年清政府与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的传播——以"藏彝走廊"为视角

本文选择藏滇交界处天主教会为研究个案,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地理特征为切入点,认识近代天主教在藏、怒等族民众中的传播历史及特点.在介绍天主教西藏教区设立与遣使会入藏企图之后,文章着重分析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藏区传教事务,以及崩卡传教点的兴衰,进而揭示天主教会利用"藏彝走廊"的特殊地理走向,在坚守巴塘传教点的同时,南下延伸至澜沧江、怒江中流部分地点,东北发展到道孚、炉霍等地,并且据此分析天主教会选点的考量及其变化.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西洋传教士的福安方言研究概述

明代以来,地处闽东的福安,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的最佳切入点,是福建省天主教中心。为了便于传教,当时进入福安传教的多明我会士十分重视对所在传教区语言的掌握,福安话自然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过程中重点学习和研究对象。《七音字汇》和《班华字典》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两本福安话字典。这些字典的编撰,客观上保留了一个多世纪前福安方言的原貌,为我们探究福安方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出土资料中所见的""和"龙"

古     

陕北方言的“嘞”、“lan”与“来来”

陕北方言的"嘞"、"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站立等候”:弥尔顿《哀失明》的清教心路管窥

约翰·弥尔顿不仅打破了英国十四行诗着重描写爱情主题的传统,而且在十四行诗诗体结构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表面上看,弥尔顿十四行诗第19首《哀失明》描写诗人将用忍耐来抑制自己因双目失明而产生的焦虑和痛苦,但实际上它书写了一位清教诗人寻求侍奉上帝的清教心路.本文将这首诗置于17世纪英国清教主义情境之中,结合文本释读,讨论弥尔顿十四行诗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契舍,考察诗中双关、对照、圣经典故等修辞手法,进而揭示诗人摆脱焦虑和痛苦的清教心路.     

当今社会“扶不扶”困境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老人摔倒了扶不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早年"彭宇案"的影响,社会诚信体系逐步崩塌,社会道德滑坡严重,公众的主流价值观缺失等,致使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路人见死不救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我国必须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加强道德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相关制度,以求走出"扶不扶"的困境,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