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传播模式

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突发性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模式的内涵出发,构建了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的网络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谣言传播给群体事件带来的质的改变。     

社会心理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防患于未然,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重于处置。依据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可以设计有效的预防策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与危害。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主要是社会不满导致民众的不公正感和相对剥夺感产生,后经集群认同形成鲜明的内外群体,而群体愤怒等负性情绪又为其提供动力。据此可设计有效的社会心理预防策略:基于群体认同的同化"异质"群体,"分化"同质群体;基于群体情绪的监控、识别、调节群体情绪策略。     

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

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冲突的发生几乎都可以看到有谣言相伴随。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它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在转型期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大量社会冲突事件的现实考察,可以发现谣言贯穿于社会冲突的全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孕育和发生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谣言最终止于信息的公开、了解事实真相、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理性。     

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

从"割蛋"谣言发生的时空出发,本文重点分析谣言中的几个"割蛋人"形象产生的根源,指出"割蛋"谣言是有浓厚的社会基础的;通过谣言爆发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作者指出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最后通过"割蛋"谣言与其后发生的浙江温岭"下毒"谣言比较,进一步说明谣言是荒唐的。谣言建立在社会的集体记忆与社会变迁的基础之上,发生在社会机制存在问题的时候。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论公共冲突过程中谣言的作用、传播与防控

谣言对公共冲突的爆发、扩散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包括导致认知偏差、激发负面情绪、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强化群体性思维.信息"饥渴"与有效信忠供给不足是谣言传播的最主要条件.信息需求增加与供给相对不足,以及谣言传播手段的电子化,使得谣言防控面临极大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需要明确防控谣言,但并不是压制谣言,而是针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主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     

受众心理视角下的网络谣言生成与治理——以"艾滋女"事件为例

网络谣言泛滥于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在现实矛盾中滋生的情绪和心理,转移到被热议的话题中,而不在乎这个话题本身是否真实,此时的话题只是发表言论和抒发情感的借题。受众的同情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等多种复杂综合的心理状态,推动着谣言从发布、轻信、增添、扩散到成为焦点,这既促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整个传播过程,又体现了网络谣言生成的受众心理过程。因此,要遏制网络谣言的泛滥,就必须对网络传播主体和受众进行规范和教育引导,并且政府和有关媒介也要负起管制和监督的责任,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完善网络谣言管理的机制。     

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流程、节点与心理接受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中国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公民政治参与、权利救济的一种手段.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激化与平息的整个过程中,群体信息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传播流程大致经历"议论纷纷"的群体意识唤醒、"流言四起"的群体意识形成和"谣言惑众"的暴力行为发生三个阶段;在此期间,诸如暴力、权贵、女性等元素成为最能刺激群体、引起群众共鸣并激励民众参与的"信息节点",严重影响着事件的发展进程.群体心理的接受机制则表现为以正义感、成就感、自我替代为特征的主动参与动机,以成见与刻板印象为特征的群体意识心像和以焦虑、愤懑、激昂递进的情绪激化过程.     

我国救灾的社会动员机制探讨

灾难中的社会动员机制就是指灾难管理中政府与民间社会力量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活动模式。促使社会动员动员机制得到较好运行的关键是要完善其运行机理,正确处理社会动员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有效进行灾难救助的前提。     

论突发性群体行为的心理原因及其疏导——由“池州事件”引发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群体行为，尽管其具体性质不同，但具有普遍存在性，影响社会的稳定。“池州事件”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池州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谣言使事态逐步升级。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可从心理层面和信息层面加以控制。     

情绪表达:从表情达意到文化共享

情绪表达作为情绪的外显行为表现,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早期研究视为个体对外部事件所作出的内部反应方式,近来研究更重视个体以共享的文化资源表达自我,影响因素包括文化、情境、自我和语言等。未来研究应在方法、角度、影响机制等方面注重多种方法的采用,将情绪表达放在一定社会情境之中,考察不同文化中的群体或个体差异。     

情感体验、道德期待与陌生世界——试析道德焦虑的心理机制及其负面效应

近年来诸多道德争议事件及其引发的焦虑情绪,源于生活世界变迁中道德行为情境的变化;植根于血缘乡土社会的情感记忆与道德期待,面临陌生世界与商业社会的行为情境,产生了系列的道德与情感落差,导致了道德焦虑体验的形成,引发了负面评价与消极暗示。深入分析道德焦虑心理的形成机制,对人们理性地看待道德争议事件,预防相关情绪与心理机制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集体行为视野下的网络走红现象探析

"走红现象"是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的一个独特景观,是一种以红人、推手与哄客为主要行动者、基于网络社交媒体而兴起的、就某一话题或行为而展开的群体互动行为,其显著特征是非政治化、非直接利益关联、去组织化和无明确身份边界,因此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网络集体行为。影响网络走红的框架建构及其舆论生成的主要机制是社交媒体牵制下的舆论生态结构和情绪渲染为主的网络扩散动员。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针对网络谣言的政府义务

目前,"谣言"一词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迄今并未形成一个众所公认的基本界定.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出有关"网络谣言"的两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其一,网络谣言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加以扩散,其传播更为迅捷,受众更广;其二,"网络谣言"多与当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相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不过,某些网络谣言虽关涉公共事件,但其本身对社会生活并不构成实质影响,而最多只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这些网络谣言,听之任之也无妨;但当网络谣言将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时,那么由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担负着对公众的生存照顾义务,因而平息可能招致严重弊害的谣言、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便成为了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情感风险与伦理困境

突发公共事件容易引起社会情感风险。基于灾害伦理的情感面向,可以将社会情感风险划分为道德性、文化性和结构性三种类型。道德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由于伦理抉择偏离了常规性社会道德标准,情感上的冲击使个体或群体陷入坚持原有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与突发状况下进行价值标准调适的不确定性之中。文化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情感问题处理与伦理抉择难题。结构性社会情感风险关注情感在社会结构中如何流通并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贯穿于微观人际关系至宏观社会运行中并对其造成功能性影响。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情感伦理困境进行反思,能提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服务的专业性与解决问题的适切性。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提升微博在社会管理中的正能量

近几年来,一种140字的微博文字应用,正悄然改变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官方的治理方式。本文通过介绍微博的诞生和传播原理、微博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社会动员力强等特性,以及微博不良信息易引发公共舆论事件、造成舆论失控、导致谣言泛滥等不利因素,提出在现实条件下完善网络信息服务许可、从顶层制度设计规范微博传播服务、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强化网络技术对负面信息的监管运用、注重行业内部监管以及提高网民道德自律意识等措施,提升微博在社会管理中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网络谣言在高校学生中的传播及应对策略研究

针对网络谣言事件频发的状况,该文在研究网络谣言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阐述网络谣言在高校学生中的传播现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着重对大学生网络谣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网络公共事件舆情失真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并非事件在网络上的简单映射,其掺杂了与社会背景因素相关的情绪、倾向和立场。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形成和爆发阶段,其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网络";在网络公共事件形成爆发之后,政府的应对、当事者的行为表现等因素又会被网络聚焦,这时其舆情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过程性助推因素+网络"。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失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件的特殊性与社会问题的普遍性、资讯的泛滥与诉求的堵塞、"体制性迟钝"与社会情绪的敏感、"搞定管控"思维与"搞大扩散"意识、操弄"真相"与制造谣言,这些相对的因素要么重合叠加,要么反向撕裂,造成舆情的失真与变异。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是一个去除连带因素、打破风险发作的连锁反应的过程。就事论事,还原真相,还原是非,是平息事件、释放风险的唯一可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