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之分析简论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之核心.作用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特征时,在个体的小"家"与作为整体的"家族"之间,陈寅恪更重视"家族",认为后者对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二、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为此,陈寅恪才特别强调出身,重视渊源;三、家族本位思想,由于既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是构成社会制度框架的基础,因此不但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中国也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对其实行改造利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四、陈寅悟关于家族文化思想之形成不仅与其家族历史有重要关系,而且与其父陈三立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     

返本开新:贺麟文化哲学辨析

贺麟的文化观,是一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返本开新"的文化哲学,是中西文化融合前提下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其乐观的文化进化论思想,与他融通中西从而逻辑地得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这一理念有极大关系。他肯认"道德的进化",是"理想、现实的合一",并以事实阐述了道德现象演化之例。贺麟深信儒家思想的新展开,必然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契机。贺麟是始终不忘学术文化救国的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其返本开新的文化哲学,总体上呈现出他那一代新儒家学者的整体学术特征。     

新宋学观与陈寅恪的佛教研究

陈寅恪治学,有一个探索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之"正道"的情结隐伏其中,由此,其治学便与宋学结下不解之缘.陈寅恪视宋学为传统文化发展高峰,而宋学离不开佛家义理的滋养,故由宋学返之佛教研究便成逻辑之必然.从陈寅恪先生精研佛学中,可洞见其"历史情怀"中的"现实关照".     

宋代山水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林泉之志"与"民胞物与"思想的感召下,文人们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山水吟咏变得更为普遍化和日常化。这与前代文人倾心自然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宋代哲学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宋代文人向往自然的"林泉之志"、与物为友的"物与"情怀以及渴望身心自由的"野性"之咏,皆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而在此思想基础上大量涌现的山水诗作亦呈现出生机之美、纯净之美、和谐之美等种种生态美韵。     

试论豪侠小说在宋代的新走向

豪侠小说经历了唐传奇的繁盛后 ,在宋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逐渐走上与统治思想合拍的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狂放之侠的文人化、血性之侠的仙道化和自由之侠的官府化。这一转变既与宋代统治阶级政策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 ,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编者的话

20世纪40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1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他们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宋代,但是,...     

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的"自由之思想"既无意义也属多此一举。"自由之思想"不值得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在消极意义上总是自由的;即使"自由之思想"是有意义的,也是多此一举,因为"自由之思想"完全可以从"独立之精神"推出。西方人所说的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理性思考。在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理性之思想"的别名,在接续古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言论"或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只有通过逻辑和实证为基础的理性思想才可能是知识,具有力量,所以精神独立的前提是理性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各种主观意见的汇总,不具有独立性。精神是一种主体性活动,"自主之精神"比"独立之精神"更好,所以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应该"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 ,同时也是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定义 ,他的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精辟论断 ,至今也无出其右者 ,其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 ,举世罕有。而这均因其“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使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 ,同时读读陈寅恪 ,也许会使我们更冷静、更理智 ,对强国之梦的实现 ,也会更自觉     

船山思想与民族精神

正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精髓、精华且维系、引导和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在经历过战乱与亡国之痛后,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含英咀华,进行批判总结,归宗即在"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统绪"。他思想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更是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传承践履而     

文化建设重在引导民众的精神成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是十八大报告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开篇之语,辞简义赅,文化于民族和民众的意义之重大,一语破的。十八大报告就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建设提出四个基本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论析

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真实自由"或"实质自由",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他以"人类可行能力"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强调"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他强调自由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是基于"评价性"与"实效性"的原因和理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实质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同时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工具性价值.他将自由区分为"过程"和"机会"两个方面,指出"过程"和"机会"都具有重要性,因此,要避免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适当的过程上,或适当的机会上.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藩镇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唐代长期延续而不被消灭?这些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特别重视范文澜、陈寅恪两先生的观点。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天宝时期的腐朽政治,使唐朝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内附人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融合过程,采取了战争的形式。他又指出,随着落镇割据的结束,内附人与汉族的融合也基本完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断言:“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些对藩镇割据深刻的历史洞察,给我们很大的启迪。现就唐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藩镇问题。旨在说明中国西、北边地少数民族与李唐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造成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解析

宁夏固原市回汉民族交往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心理距离",它表现多样,主要来源于历史上的民族争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和对他民族文化认知的偏差,既对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内部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民族的深层次文往.所以,应对"民族心理距离"进行积极引导,促进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     

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折光——刘壎古文理论探析

刘壎的文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又由于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他主张为文要根据性理。针对受科举时文影响所导致的文章尘腐和刻板之风,刘壎主张为文要语意不陈。但是对于当时江西文坛上刻意求新而尚奇险之风,刘壎也提出了批评。他以"简古"为最高的审美境界,崇尚"风骨",以"自然"为旨归。他的文论既具有宋代文论的特点,又反映了宋元之际文论寻求新变的趋势,是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一种折光。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学术贡献与创新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是著名历史学家、宋学泰斗漆侠先生的一部遗作。该书已于2002年10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宋代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时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由此可见,宋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以往的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存在着种种不足,大体上存在三个方面的偏向:第…     

《桃花源记旁证》发覆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提出了对《桃花源记》颇为出人意表的解释,引起唐长孺等学者的质疑。由于质疑者不理解陈寅恪的论证方法及立意所在,因而论辩双方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集,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事实上,桃花源的原型在江南抑或西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因桃花源而兴起的关于坞堡的历史想象与现实寄托。《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意在借鉴历史上西北坞堡之经验,考古证今,化虚为实,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关头,提示国人在西北地区创立现实版的桃花源,藉以保存种族及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桃花源记旁证》就是陈寅恪的一篇政论。     

人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乡村多元文化互动刍议

多元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辩证统一.多元文化主体的"二律背反"决定了少数民族乡村多元文化互动是个长期曲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多元文化的互动必须坚持"以民族群众为本",推进民族群众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实现的统一,以促进民族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