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城镇化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文章以我国中西部毗邻的湘鄂渝黔边区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例,研究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城镇化现状,分析制约该地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提出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城镇化的对策建议,探索具有中西部地区地域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的挑战与农村教育决策的应对

城镇化地区教育与乡村教育存在诸多差异,应加强研究城镇化对农村教育决策的重大影响。基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阶段差异与地区差异,农村教育需采取如下对策:农村教育布局需做重大调整;公民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需有较大提高;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离农教育";城镇化不同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教育格局;劳动力不同流向区域应有各自特色的职、成教育;要把"城市文明"教育提上日程。     

农村城镇化的现代性制度维度研究

农村城镇化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结合我国农村城镇化现状,运用吉登斯现代性视角,从"监控"、"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村城镇化的制度维度,寻求具有本土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     

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思考

论述了城镇化的实施对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意义。提出了城镇化发展中值得研究的六个问题。指出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应因地制宜。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把城镇化发展与国家各项发展战略与国策有机结合起来。     

制约农村社区城镇化的因素分析及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正处于向城镇社区演进的转折点,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物资资源极度匮乏、村民自治改革缺乏深度、居民缺乏凝聚力和归属感等障碍。我国农村社区只能走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地促进农村社区城镇化道路,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社区城镇化进程。     

以工促农——新工业化道路的必然性

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我国的工业化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选择具体的工业化方式,城乡统筹发展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工业化的一种现实选择,它能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把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协调起来,并充分考虑我国人口多的特点,保持劳动对产出贡献。以工促农的新工业化道路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使城乡工业共同发展;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可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力资源优势发挥,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州城镇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以内源性经济为基础的市场化、专业化

温州城镇化道路的宝贵经验,在于深刻地揭示了:只有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才能加快城镇化进程;如果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寸步难行。温州城镇化道路的鲜明特征是:以市场化带动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以专业化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模式;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与主要依靠外源性经济的广东省不同,作为浙江省缩影的温州,其城镇化是建立在内源性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以旅游业为龙头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 ,是衡量一定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针对我国西部地区以农村人口为主和城镇与农村并存的特点 ,西部要发展就必须找准突破口 ,加强地方经济建设 ,推进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发展道路、模式选择

简要地论述了当前国家正实施的城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简明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所走过的道路 ,并提炼分析了发达地区 3种典型的城镇化模式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模式提出了设想 ,指出当前城镇化存在的若干问题 ,对今后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道路选择指明了方向。     

WTO下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策略

城镇化是农村社会诸要素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并逐渐增长的社会现象。我国的农村城镇化,应当在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在充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前提下,按照经济的原则,通过示范引导,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原经济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对策

社区演进和村庄变迁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互化互促的结果,是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化的必然,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化"呈现的特征不同,农村社区演进的路线不同,农村社区建设所选择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也不同,要因地制宜,尊重规律,注重协调,加强统筹,发挥农民主体地位,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昆明市团结镇旅游业推进城镇化发展研究

与传统的城镇工业化推进的经典理论不同,在具有旅游资源禀赋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依托旅游业等特色支撑产业的发展可以较好地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发展进程。通过对云南昆明市团结彝族白族镇乡村生态旅游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论述了团结镇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并就目前团结镇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与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乡村生态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文章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过去3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文章指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离基本城市化阶段越来越近，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城市化呈现两种模式——主动城市化模式和被动城市化模式，并呈现多种城市化主体，而政府和企业则是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性主体。这背后最主要的动力机制还是制度和利益，彰显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趋势：在利益机制驱使下，中国社会渐渐地形成了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分化明显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缺乏公开、公正、民主的配置机制，各个城市化主体之间的博弈大多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导致各种暴力冲突、相互仇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社会运行秩序特别是支撑这些秩序的信任机制，显现出相当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文章提出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几种可能的路径。     

陕西资源富集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思路与机制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对促进陕西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陕西资源富集区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需要通过结构转化、城市化、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这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建立多重转化机制，加强对农村的非农化改造，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在二元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化进程，最终逐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一元经济，推进陕西资源富集区的新农村建设。     

产业集聚视角下中原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研究——基于河南省新乡市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驱动作用,分析认为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使得中部农村城镇化发展失去驱动力且长期处于停滞阶段,从而进一步阻碍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正自东向西推进,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抓住东部产业转移的契机是新时期实现中部农村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径路。     

消费性县城与长期性半城市化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目前许多进城的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仍依赖于农村资源,而且要去大城市就业以赚取更高工资,因此不少农民家庭还是长期分居。这种县域半城市化状态,从微观上来看,主要是由80后、90后消费升级推动的,是其在追求与能力之间平衡的结果。从宏观上看,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家化资源配置公平之间的平衡。当前,农民进入县城实现的主要是生活城市化,县城的消费性比生产性更加突出。县域半城市化状态也反映出县域生产力的不足,农民家庭劳动能力和积累能力的不足。不论是农民家庭通过劳动能力质变或者家庭积累来实现完全城市化,还是县域生产能力提升为农民完全城市化创造更好的条件,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这种县域半城市化具有长期性。     

城镇化背景下的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目前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研究和探索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步研究

城市近郊呈动态化的过程,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该文简略指出了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特点,并运用城市化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影响和作用的机理,最后总结出了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开发规划的启示。     

城市化、分权与农村生活的重组

文章关注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当代模式，并探讨这些模式对农村发展的涵义。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并不是统一的模式，且当代城市化模式所导致的在农村-城市联系中经济和社会多样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移民和分权是城市化在微观层次的两方面。城市化必然意味着或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净转移，而这些移民也对农村地区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新特征表现在它是伴随着行政的分权而发生的。分权的一个结果是使影响地方发展的行动者增加，另一个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垄断资源或外部联系和信息。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