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

《二年律令》的《盗律》篇,对汉代的刑事、行政等法律关系作了一些规定,内容涉及国家官员、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公民财产及人身等等,并证明了史料记载的多种罪名和刑罚名的存在,反映和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有法家繁法严刑的浓重痕迹,对我们研究《二年律令》以及汉代的法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也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

本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进行了再次探讨,认为汉二年时,萧何并未制定汉律,而《二年律令》中诸律如:《贼律》、《置吏律》、《行书律》、《金布律》、《史律》、《傅律》等律的颁行年代也均不为汉二年,因此推断《二年律令》中的“二年”当为吕后二年。     

简论《盗律》对《二年律令》的影响

为了揭示出<盗律>对于<二年律令>研究及对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研究的重要价值,运用比较、例证、文献诠释等方法,将<盗律>和汉朝以后朝代的律典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盗律>具有严惩"盗"、严惩官吏职务犯罪和赏罚并用的思想,采用总分则的立法结构体例、参照性条款和明确规范的语言,确立肉刑与劳役刑并用、罚金刑等刑罚等级体系,都体现了它在<二年律令>中的重要影响.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     

《二年律令》中的《贼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

《二年律令》的《贼律》篇 ,对汉代的刑事、行政、民事等各种法律关系作了详尽的规定 ,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军事以及公民个人等等 ,并证明了史料记载的多种罪名和刑罚名的存在 ,反映和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 ,这些法律思想 ,既有儒家礼治内容的体现 ,也有法家繁法严刑的浓重痕迹 ,对我们研究《二年律令》以及汉代的法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从《二年律令·置后律》看汉代女性的继承权

《二年律令·置后律》对西汉初年的继承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女性继承的部分尤其引人关注。在西汉初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为发展生产和防止财产外流,给予了女性类似于男子的继承权利,继承内容包括爵位继承、户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女子一旦通过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方式得到这些后,亦可以享受政府赋予的一些优惠待遇。但须注意的是,法律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限制条件,使得女子的权力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论汉律的儒家化进程及其历史价值

研究汉律最具参考意义的历史文献当属《二年律令》和《奏谳书》。通过对其分类研究,明确各种律令的含义和特征,并结合汉代的史实,进一步了解颁行这些律令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对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思想深入理解的同时,也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汉律的儒家化进程。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及礼治,这些天然地契合了汉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内在需求,因而汉律的规定便具备了浓厚的儒家色彩。汉律被认为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在法律发展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历史价值当然不容小觑。     

张家山汉简盗律考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土于江陵张家山 2 4 7号汉墓 ,是吕后时期行用的法律。根据其中的“盗律”条文 ,群盗是集团犯罪 ,它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人数在五人以上 ,以暴力为手段 ,以故意伤害致人残废、故意抢劫为犯罪行为。对群盗的处罚严厉。“盗律”生动地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阶级矛盾的实况 ,为研究秦末农民起义与群盗集团的关系提供了相当关键的史料 ,澄清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若干含混不清之处     

《二年律令·户律》“田合籍”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田命籍"应为"田合籍",它是《户律》中记载的汉代五种户籍类簿籍中重要的一种。从国家统计土地的角度看,"田合籍"应是所有土地的总籍。它可能既是记载国家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同时也是记载每户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     

我国政府传播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政府传播地位的凸显和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传播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我国的政府传播研究主要从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两个维度展开。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集中在概念和特征两个方面,实践问题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与政府传播等方面。我国的政府传播研究具有跨学科、多角度、实践性强等特点,但也存在缺乏前瞻性、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面。     

论国家审计体制形成的影响因素——政体和法系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审计体制,类型上虽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但各国的国家审计体制在形成过程中,因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又各具特色.本文着重探讨了政体和法系对国家审计体制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并认为政体制导着国家审计体制的形成,法系支撑着国家审计体制的形成.     

法学视角下闲置土地的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策略

针对法治背景下治理土地闲置的对策选择进行了探讨。运用解释论的研究方法,阐明增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或者收取土地闲置费,甚至开征土地闲置税乃至最终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等无法根除土地闲置现象,且有违法理。结论认为,基于私法自治理论和市场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可通过延期开发、重组开发、移转开发和无偿收回土地等行政指导下的市场化策略区别应对闲置土地问题,为治理闲置土地提供规范模式。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需求

世界落后地区开发实践表明,法律制度提供了经济发展和生态重建的保证。多年来,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重建,使生态环境趋于稳定。但生态环境脆弱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通过考察表明,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明显不足,进行法律制度创新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而相关法律制度创新的主要方面是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改变“法律靠市场、环境靠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原则,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转化政府的行政强制性治理模式;完善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和加强执法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诉讼实践中的运用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可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诉讼实践中运用的关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诉讼实践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诉讼活动的公开性、实行当事人主义庭审模式、坚持依法受理和审理案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为我国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香港行政法制的启示--香港法治行政的观察和联想

香港行政法制富有特色法律在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同时有效地推动和支持着政府管理;特区行政以灵活方式实践法治,既恪守严格法治主义高度尊重社会自由,又克服僵化法治主义积极拓展人权内涵;严谨而宽容的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制框架内并容忍行政自由;程序法治建立和发展着行政与社会和市民的对等、对话和对抗机制,促进行政民主和公开;别具一格的香港申诉制度特别是申诉专员制度促成的行政合理建立起社会和市民对行政的认可和信任;英美法系式的司法审查制度维系着权力制约原则并在发展法治行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香港行政法制的理念和实践对内地行政法制建设有深刻的启示.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法治属性

自刑事和解这一新的名词进入法学界的视野后,学界围绕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不同观点。对刑事和解制度法治属性的论证是建立并顺畅运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关键。基于法治理论的阐释,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刑事和解制度贯彻了“有限政府”这一法治原则,满足了“无害正义”这一良法要求,实现了“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

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现已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承认,其核心在于对第三人权利的认定。但我国《合同法》第64条对此问题的规定却相当模糊。不仅第三人能否取得合同上的权利未能明确,而且条文设计也过于简略,这不符合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因此对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朝阳大学的历史启示

在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制度构建过程中,作为著名私立法科之花的朝阳大学,其办学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也为理解今天法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诸多重要背景,即讲授成为我国基本法学教学制度。“理实并重”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原则;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构建及其演变一开始就对法律人才培养的方式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新中国对民国时期法学教育遗产的继承,是在一种选择性的校史观的支配下进行的,能够超越和如何超越历史,则是构建和完善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的一项的紧迫任务。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