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环境刑法立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面临环境和气候压力的必然选择.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审视我国环境刑法立法,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应当树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兼顾生态本位的立法理念,以破坏环境罪为基础整合环境犯罪体系,并以现有立法为基础调整环境犯罪的对象、危害结果,在适当引入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考虑增设环境犯罪的附加刑,从而推动环境刑法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环境犯罪中的严格责任辨析

严格责任的涵义界定上的混乱导致了学界对是否应当在环境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的争议。通过对严格责任的含义的辨析,本文认为,环境犯罪中应当适用的严格责任是指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时仍然构成犯罪的责任形式,此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严格责任适用于环境犯罪将简化对环境犯罪的指控和惩罚,并促使单位或者个人更为谨慎地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发生,从而在环境保护中起到重大作用。     

“严格责任”原则与中国环境犯罪

针对中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的选择问题，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原则能否适用于中国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领域，提出在中国环境犯罪领域应当区分语境，对严格责任原则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刑法上的产品责任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上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法益定位不当、"产品"的指涉范围过窄、缺乏危险犯的犯罪构成等,难以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保障产品安全的需要。鉴于国际上刑法中产品责任犯罪趋于危险犯扩大适用、一般性因果法则松动、严格责任原则被采纳,我国刑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也应作出适当调整,由事后惩罚模式逐步转向事前预防模式。     

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之否定研究

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是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动力.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对刑法中严格责任的理性思辨

随着近代工业的高度社会化,经济活动异常频繁和复杂。高度危险行业的迅速增长,公害的日益严重及犯罪的激增,使严格责任应运而生。作为近代刑法的刑事责任归责方式之一,严格责任具有重要的程序意义。它是实现罪过责任的一种特殊途径,具有效率性和公平性的双重价值,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研究

从1997年《刑法》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有关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规定逐渐增多,成为我国刑事立法中一个独特的立法例。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人身危险性说、人格责任说、量变质变说和社会危害性说,其中,社会危害性说较为合理。作为一种刑事立法现象,在我国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正逐渐成为一种固化的立法模式,但学者对其正当性、合理性等仍有质疑,而此种立法仍应按照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要求,严格遵循谦抑性原则、经济性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协调性原则。     

环境刑事立法的经济分析

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遏制理性环境犯罪人实施环境犯罪就要增加其预期的惩罚成本,减少其预期犯罪收益,这是刑法介入环境问题的根据和目的。同时,由于刑法本身的成本问题,环境刑事立法应严格把握在刑法成本不超过预期刑法收益的限度和范围内。此外,根据边际刑罚效用递减的规律,边际刑罚成本等于边际刑罚效用是环境刑事立法的最佳点。     

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评析

文章首先探讨了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由来,它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有效追诉犯罪的功利主义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剖析了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中对严格责任的定义,并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做一划分.最后针对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我国刑法的问题,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成文法传统、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的角度做一分析,认为严格责任不适用于我国.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反思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归责原则严格、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赔偿程序不完善等方面。因此,重构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完善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程序,提高刑事赔偿的标准,扩大刑事赔偿的范围,将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完善、合理的刑事赔偿制度。     

严格责任的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关于严格责任的概念和种类有较大分歧,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梳理,使我国的严格责任理论更为科学,并沿着理性的思路对严格责任在我国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充分论证。严格责任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罪过责任和犯罪构成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和逻辑矛盾,笔者也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诠释、论证和解决。     

网络舆论监督的刑法适用抑制问题

基于政治民主、权利本位的本质要求,涉及舆论监督性质的网络言论表达面对公权机构或权力行使者刑事指控时,从适度倾斜保护公民表达权考虑,应严格刑事侵犯行为所致后果的认证与证明程序,强化相对人举证指控内容的法定责任,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刑事制裁体系,明细刑事实体法条款,多途径遏制公权机构滥用刑事处罚,最大限度收缩刑事制裁范围,力戒权力造罪。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的内容及特征

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是古代吏治中的关键内容。它内容丰富，规范详密，自成体系，几乎涉及现代诉讼的每个环节．甚至在某些环节的责任要求比现代更为严格。它强调对违法的司法官吏课以刑事惩罚和行政处罚；法律规定很严，但实际执行很少，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皇权主宰着它的功能的发挥，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腐败，对于减少或缓解冤狱对人民的摧残有积极意义。     

刑事责任与人权保障——以中外刑事责任理论的比较为视角

在刑法意义上,刑事责任理论应成为犯罪人人权保障的担纲者。在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中,人身危险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与社会危害性相结合共同构筑了我国刑事责任的全部内涵。相应地,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亦被改造而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不但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符合罪与刑的逻辑连接,不能充分体现现代法治国家的精神伦理和人权保障。对此,改造的关键在于将责任评价和刑罚量定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予以分离,把人身危险性因素从传统责任体系内予以析出,而仅在量定刑罚时将其作为预防因素,结合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之需要来缓和或消解责任所决定的刑罚。     

外国刑法理论中的人格形成责任

人格责任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相对意志自由论为根据,折衷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而提出的一种归责方法。人格责任由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层次构成。基于责任判断的伦理性和整体性标准,人格形成责任不仅作用于量刑,也影响定罪。刑法理论上,大陆法系的刑事责任与我国的刑事责任有所不同,但人格形成责任的理论仍然可以在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惯犯从重处罚及过失累犯等问题的解释与创新上为我们提供借鉴。     

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处罚边界

划定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形态和刑事责任边界,应当转变一刀切、等同化的认知模式,采取类型化、个别化的处置模式.依据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积极性、主动性程度,可以将其帮助犯罪的行为划分为对犯罪行为的单纯不作为帮助、对犯罪行为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帮助、对犯罪行为的作为帮助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澄清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形态与具体边界.虽然,在刑事责任形态上,网络直播平台单纯不作为帮助行为应当承担所帮助犯罪的共犯责任;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的帮助行为,应当承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正犯责任;网络直播平台作为帮助行为,原则上应当承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责任,例外的应承担所帮助犯罪的共犯责任.但是,在刑事责任追究上,如果网络直播平台的单纯不作为帮助行为成立中性业务行为的,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帮助行为在正常运营上缺乏义务履行可能性或者在技术上缺乏结果回避可能性的,以及作为帮助行为符合不追诉条件的,应当阻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刑法处罚.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具有重大价值,应由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权利共同决定。基于此,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相关的一系列国际准则,对其作出了系统性的明确规定。我国不应降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应进一步分别提高并细化相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和减轻刑事责任年龄,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应适用无期徒刑。     

人格形成责任的理论研究

人格责任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相对意志自由论为根据,折衷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提出的一种归责方法。人格责任由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层次构成。基于责任判断的伦理性和整体性标准,人格形成责任不仅作用于量刑,也影响定罪。刑法理论上,大陆法系的刑事责任与我国的刑事责任有所不同,但人格形成责任的理论仍然可以在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惯犯从重处罚及过失累犯等问题的解释与创新上为我们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