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

“三言”中的商贾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具有商贾生活特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形象地总结了商人们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商艺术。     

管窥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社会意蕴——以《郑绍》为中心

商贾形象在唐人小说中虽然相对暗淡,但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郑绍》是一篇反映唐代普通商贾爱情婚姻生活的小说,作者通过讲述商人郑绍在爱情婚姻中的矛盾﹑无奈以及因此而饱尝的痛苦,深切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新旧价值观念交替之际,普通商贾身处其中的尴尬地位。     

2004年我院教师出版的部分著作简介

儒学国际传播 朱仁夫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属于中国也是世界的儒学,从诞生起,就开始了它的国际传播;首先播传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形成亚洲儒教文化圈,然后随西方传教士播传西欧、北美,19世纪起中国国门打开,儒学随学者、华侨播传世界各地。该书分章阐释了儒学播传朝韩、日本、越南、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中国商贾小说史 邱少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该书旨在探寻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探讨中国商贾小说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从小说这个角度挖掘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该书从中国商贾小说的具体描写出发,分析小说中的“商人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精神,挖掘表现在中国商贾小说中的中国商人文化,因此,中国商贾小说史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精神的形成史、发展史。     

“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

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鉴定，不外乎正面与负面两分法，而依据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德，如此审美下的完美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的统一是“商才士魂”——商为皮相，士为心迹。故整个社会对商贾形象的审美标准是以德统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具有浓郁的伦理性特征。     

论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民歌的结合

论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民歌的结合马云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乡村小说与民歌的结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形．１、民歌创造小说情绪氛围。在改革的大潮面前，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机遇和希望，也布满了艰难与险阻。面对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前途和命运，小说...     

小说情节因果关系的衍变与异化——兼谈新时期小说创作

小说的质在要素是因果关系。它有一个衍变和异化过程,即：性格因果命运因果宿命因果非理性因果的发展脉络。现实主义小说更多的是情节的性格因果和命运因果关系。而神话小说及一些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性格因果、命运因果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宿命因果。如今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和我国先锋小说则出现了小说情节的非理性因果,然而非理性因果却呈弱化趋势。作家们都在向传统的性格因果和命运因果关系回归。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中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预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做一个重要补充。     

浅论近二十年来台湾小说中的“性政治”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无论如何标新立异，其最终的目的仍是直接或间接地关涉社会与人心。当我们考察近二十年来台湾小说的题材指向时，自然很容易就会发现有不少的作品涉及到了台湾当下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毒瘤——“性”与“政治”的交易。台湾社会的这种特殊的“政治”情态，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是指性政治——女人的命运，也是指一般的政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台湾的命运。这种以肉体换取权力的交易的特殊模式在台湾政坛是一种丑恶的政治腐败，也严重毒化了台湾的社会生态。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下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的描写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预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做一个重要补充。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上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寓)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寓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作一个重要补充。     

被修饰的梦境：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入赘”

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入赘是商贾融入异乡生活的一种有效手段，也代表了士人改换门庭的人生理想．但基于入赘所附着的种种社会属性，对于男性来说，它并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婚姻方式，不管是婚仪、改姓还是夺休，赘婿享受不到其他男性在婚姻中那种支配一切、掌控一切的快感，他们甚至都无法保持最基本的权利，不仅被人耻笑，而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走。但小说作者往往会运用多种手法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人物在入赘中所受到的屈辱和难堪，通过一系列手段的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作者在营造一个入赘的梦境的同时，也对这个梦境做了必要的修饰：入赘从损害男性自尊、让他们受尽歧视和冷遇，到变成一种男性可以从中寻找到足够的体面和尊严，至少看起来和其他的婚俗没有什么严重差异的婚姻方式。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下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的描写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预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做一个重要补充.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中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预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做一个重要补充.     

女性命运的探索——论徐坤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小说

徐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小说集中关注女性命运,有《女娲》中对传统社会女性作为繁衍种族工具以及自觉由被吃转向吃人这样一种女性历史命运的关注,也有《狗日的足球》等小说中对当下女性生存处境的描述,女性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徐坤对女性在男权社会命运的关注更多的是揭示一种现实.     

两宋时期新小说观念的觉醒

两宋时期新小说观念的觉醒潘承玉在我国文学史上，两宋时期说书体小说开始具备了后世近代小说的诸种文体特征：运用大众化的语言，以虚构的情节为结构中心，反映大众化的人物及其命运，等等。在两宋时期的大众观念中已公认，只有具备了上述诸种文体特征的作品才是小说。这...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上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寓)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寓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作一个重要补充.     

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荒岛小说中海岛生态悲剧的警示

海岛就是一个被"浓缩"了的地球。海岛生态悲剧性的命运,也正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一个缩影。本文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从整体上把握荒岛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解读英国著名的两部经典荒岛小说(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以及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中的海岛。通过考察不同时期荒岛小说中海岛的命运和生态境况,解析小说中海岛生态悲剧性的结局,呈现漠视海岛生态责任的危害,反思和重构人类自身的文化,从而进一步警示人类关注自身生存的地球环境。     

戏剧冲突的心灵化──话剧中国化审美论稿之四

话剧是冲突的艺术。如果说，没有冲突就没有话剧；那么，没有冲突的心灵化，也就谈不上话剧的民族化中国化。这是很自然的。话剧家完全不同于小说家。尽管两者都要从生活出发，都要将自己的政治倾向性完全融化在对人物命运、性格、心理和灵魂的刻画中；然而，小说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人物的命运、性格、心理和灵魂的无所不知的全能的叙述者，而且叙述的手段和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话剧家却没有这样的自由。他必须也只能通过冲突，来完成对人物命运、性格、心理、灵魂的刻画，来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从而显现话剧中国代最根本的审…     

张贤亮小说评论历程的新阐释

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野下梳理张贤亮小说评论的既有成果很有学理意义，这对于阐释张贤亮小说所描写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颇有启蒙的作用；对于建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学批评也有积极的价值。张贤亮小说评论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多元期。每个时期评论者关注与争论的重点和焦点都有所不同。张贤亮小说评论的新阐释体现出当代文学评论者特有的人道精神、人文理想和人本情怀，他们用文学评论的方式表达行而上的哲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