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迈向有温度的乡村网格治理

当前的基层治理方式倾向于理性治理,对情感因素重视不够,然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情感互动现象并未消失,将情感与治理相结合是对理性治理的必要补充。对安徽省H县若干个乡村网格的治理过程考察发现,乡村网格通过财务管理透明化、纠纷调解规范化、积分激励制度化、传统风俗现代化,唤醒网格内村民的信任感、认同感、获得感和归属感。同时,这些情感又以情感动员、情感调解、情感激励、情感反哺等方式嵌入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实现居民参与热情的调动、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情感互动氛围的营造、社会资源供给的丰富。情感治理是情感唤醒与情感互动结合的结果,正是在情感产生和交互的过程中,契合乡村“熟人社会”场域,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导向,凸显网格成员主体地位,情感治理得以在乡村网格行之有效。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内生性能力不足的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性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合作性乡村治理以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为前提。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重塑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信任机制和公共领导力,这对促进多方参与的合作性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联合党委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村民生产生活目标、企业的营利性目标、基层政府的公共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利益联结。本文由此尝试构建了“组织重塑—利益联结—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实现合作性乡村治理要注重组织基础,通过组织重塑合理界定与规范基层政府利益、尊重与实现企业利益、保障与发展村民利益,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带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构筑多元一体和互利共享的利益实现机制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乡村混混何以当道?——读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之感

<正>乡村治理有诸多困境,其中之一便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的横行与主导。湖南省社科院黄海研究员通过对湘北红镇的田野调查,以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写就了一本关于乡村混混生存、发展与壮大的专业民族志,就是由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一书。作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秩序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解释乡村灰色化的特点和形成逻辑,理解当代乡村中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并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同时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社会关系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对抗与矛盾,任何一种取向的社会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由此来透视目前乡村社会关系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正确对待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同时,有效地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重建乡村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当前新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快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以及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多重困境。为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契合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运用PDCA循环理论,建立以“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为主线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计划阶段明确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职能结构,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治理创新;实施阶段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检查和处理阶段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的应用,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满足乡村社会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乡村基层应继续推进多元协调治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以“五治融合...     

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内生于乡土场域的社会资本对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豫东S村的田野调查,构建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囿于村落的封闭性和集体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S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异化,并对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则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重要成因.基于此,建议从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3个维度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从而为村民自治构建必要的信任、规范及网络.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乡村社会信任提升:社会组织治理中的正向效应——基于舒城县“救急难”互助社的实证调查

乡村社会信任是建设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一直以来,社会组织的整合、协调、提供服务等治理作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随着社会组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在与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对增强乡村社会信任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经过对舒城县“救急难”互助社的实证调研发现,社会组织在提供临时救助服务、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协调保障社会利益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与此同时,基于村干部“嵌入”与制度化渠道的建立,社会组织提供了构成信任生成的4个要件,互助社的发展实践与乡村社会信任提升呈现为一体化的过程。对互助社的发展探索可能会为重新建立起乡村社会信任关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组织、利益与情感: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要服务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要求。从组织、利益与情感三重维度分析,发现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能有效促进乡村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以利益联结为基础,能有效促进乡村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以情感归属为纽带,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情感认同。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进一步探究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助推乡村组织振兴;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振兴;通过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助推乡村人才回流与文化振兴。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生态宜居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焦点之一。乡村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的成效,也关乎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理论上说,社会资本与乡村生态治理在逻辑上存在紧密的契合关系,是粘合不同治理主体、促成共治的强力胶。然而,当下乡村社会资本主要存在关系网络重构、规范约束力不足、信任流失等困境。推进乡村生态治理,应当克服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发挥政府引导、规范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本成长与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相统一,释放乡村生态治理新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