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的交易费用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我国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引导农民合作。农民要自己建立合作组织是需要交易费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大大减轻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的制约因素。发展农民合作组织需要政府降低交易费用支持农民合作组织。     

新中国合作化运动的信任模式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新中国开启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前后依次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四个阶段,参与合作化的成员经历了从互助组和初级社的"深度信任"到高级社的"浅度信任"、再到人民公社的"抽象信任"的跳跃.不同的信任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合作动力,也影响了合作的效果.新中国合作化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产权制度的不成熟,合作化进程中人们之间的信任模式的转化才是关键所在.     

迥异、变迁与赓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及行为(1949—1957)

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演进发展历程中，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予以实施，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三部曲，农民对此呈现出多阶段、多阶层、多维度的心态与行为逻辑变化，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体。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传统思维惯行受到一定冲击，合作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与合作化后的农民心态与行为也呈现了迥异、变迁与赓续的发展轨迹，并与合作化进程紧密呼应。在国家政策与农民心态的博弈互动与碰撞中，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得以重塑，农民的心态与行为变化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农民互动，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集体化时期乡村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经济改造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注定要灭亡的，合作化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途径。目前，中国小农经济仍普遍存在，并且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借鉴马恩理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造中国小农经济的必然途径。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既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维护农民的利益，也要因地制宜，鼓励农民建立多样化、多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对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竟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应对WTO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西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如何比较各地合作组织的发展水平与如何看待合作组织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之关系,以及合作组织是否是西部农民主要增收途径和地方政府是否应该对其制定硬性指标等问题,迄今尚缺乏客观统一认识.西部地区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低下,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原因,也有其自然禀赋差和政府行为与政策不当等现实原因,因此,要促进西部合作组织发展,要从政府政策层面上寻找对策,在西部,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正确引导,合作组织发展将难以正常发展.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农民增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历了早期的痛苦磨练和原始积累后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开始显现.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才改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农民增收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黑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不断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助农增收.     

农民合作的博弈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阶段。这两阶段体现的分别是合作与不合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现阶段农民合作主要是农民在农业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为了抵制中间剥削,加强自我保护,提高市场谈判地位,自发建立起来的联合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经济。农民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章通过博弈分析试图揭示农民合作、不合作的原因,指出农民合作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发展一系列难点问题的有效办法。     

农业现代化视域下新型合作化的内在动力与实践路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但也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在新发展阶段,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新型合作化是与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合作化、是出于农民自愿和内在需求的合作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合作化、是面向市场的合作化。当前,生产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规模效益以及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现实需求形成了推动新型合作化的内在动力,但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以及合作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制约了新型合作化的发展。因此,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立足国情,走以土地规模化为基础的“横向”合作化、以服务规模化为核心的“纵向”合作化和以集体经济为支撑的“内驱”型合作化之路。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法学视阈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之社会责任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视角

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引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和谐、农民增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法学视阈来审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其社会责任的承担具有协调效率与公平价值理念、平衡个人与社会利益追求的法理基础;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本质特点使得其在对投资者、消费者、社员、债权人、政府、社会等不同对象的社会责任承担上呈现出不同于企业的内涵特质.     

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经济解释

中国农民目前面临着经营规模过小、社区成员异质性加大和人均人力资源存量少的现实约束,这导致他们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过大,同时由于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缺位,使得制度创新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这些是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加大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减少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较快,但仍未摆脱来自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因素的制约.就组织内部而言,资金供给不足、管理者与成员的专业素质偏低、运行机制不规范和农业专业技术薄弱等因素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尖锐的直接表现;就组织外部而言,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各方对政府与合作组织关系的认识模糊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外部因素.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摆脱内外部的双重羁绊是其获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建议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课题组在浙江、山东、湖南等地调查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提高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农民增收;提高了农民自身素质,推动政府服务农业方式转变。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只有通过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逐步解决。一是要尽快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配套实施办法,解决其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其健康快速发展。二是制定配套政策方案,把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三是完善内部机制,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四是加强宣传、培训和监管,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五是推动对外开放,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新活力。现阶段要大力推动东、中、西地区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交流合作。     

农民合作视角下的乡村环境保护:合作化运动中晋东南的历史经验

乡村环境保护是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民合作的视角出发,基于20世纪50年代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丰富历史资料,来考察农民合作促进乡村环境保护的微观社会经济机制。这种微观机制,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合作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可以从原本内卷化的家庭农业中调配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从事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经由农民合作所形成的社区认同、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以及约束性的制度对乡村环境保护的持久激励。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若干思考——以福建省顺昌县为例

顺昌县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与促进农产品销售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准确定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功能,准确定位政府在合作组织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合作组织会员的教育培训,规范专业合作组织的财务管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的关系。     

探究农村集体化的未来转向——基于“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几点思考

农村集体化在历经了传统时期(农业合作、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之后,逐步跨入了当前的“新集体化”阶段,集体化形式、内容发生新的转向,这种转向契合于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的需要,从而展现出农村集体化独具一格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