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设置陷阱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在侦查对象犯罪时将其逮捕或收集证据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在实践上成为一柄双刃剑,既有其实施的合理性、必要性,又有许多弊端,其一旦被滥用,就可能成为侵犯公民人权的"肮脏"手段.如何更好地在实务中使用诱惑侦查方法,关键在于对这种侦查手段进行严格立法和必要的监督,尽量减少实施中的违法性,消除其弊端.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抓获的侦查手段.如果对诱惑侦查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美国等一些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较早的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的法理和规定,提出了我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措施.     

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     

试论我国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适用与监督——兼析最高人民法院“法〔2008〕324号”文件第六部分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等一些组织化和隐蔽性都比较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打击作用,另一方面却因制度缺失、规范失衡等出现了一些公权力滥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此问题的司法解释因存在基本概念混淆化、具体分类笼统化、犯意诱发合法化、诱惑侦查保密化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借鉴外国法中诱惑侦查适用与监督的成熟做法和思路,结合我国司法运行环境和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适用与监督体系,以期杜绝因不当适用诱惑侦查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充分发挥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论诱惑侦查限度

把握诱惑侦查限度能保证诱惑侦查的良性运用,有效地惩罚犯罪。把握诱惑侦查限度应遵循目的特定性原则、道德倾向性原则、目的正当性原则和诱惑必要性原则。诱惑侦查限度应在诱惑侦查的启动环节、诱惑侦查的实施环节、诱惑侦查的监督环节中得到体现。     

试论我国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适用与监督——兼析最高人民法院"法[2008]324号"文件第六部分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等一些组织化和隐蔽性都比较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打击作用,另一方面却因制度缺失、规范失衡等出现了一些公权力滥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此问题的司法解释因存在基本概念混淆化、具体分类笼统化、犯意诱发合法化、诱惑侦查保密化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借鉴外国法中诱惑侦查适用与监督的成熟做法和思路,结合我国司法运行环境和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适用与监督体系,以期杜绝因不当适用诱惑侦查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充分发挥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诱惑侦查行为的评判及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手段之一,它是侦查智慧和谋略的体现.但在我国现阶段,它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了有效的打击刑事犯罪,我国应当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在程序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和效力,在实体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法律责任,以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     

诱惑侦查浅析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国外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对于两者必须加以区分,特别是对实践中的诱惑侦查,更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上进行规制,以进一步规范我国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     

诱惑侦查研究

虽然诱惑侦查对一些特殊案件的侦破有很大价值,但是侦查机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诱惑侦查行为,哪些情况下不能进行,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诱惑侦查行为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等问题,都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对于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应该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只有在被诱惑者被诱惑之前已经进行了部分犯罪行为,并且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没有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情况下,被诱惑者才负犯罪预备或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我国犯罪侦查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的实施,我国的犯罪侦查模式出现了显著的发展与创新:侦查措施趋时丰富、对侦查权的监督规范机制渐趋完善、嫌疑人诉权保障制度进步明显等。与此同时,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仍然是整个侦查模式中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在有效发现犯罪线索方面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对嫌疑人可适用的强制措施难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对嫌疑人的有关侦查措施尚不够完善健全。对此,应该通过赋予检察机关以机动侦查权等措施使其在犯罪线索发现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强化监视居住的监视力度等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通过增设诱惑侦查措施等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收集犯罪证据的能力和水平。     

论美英刑法中的“entrapment”概念

通说认为,现代汉语中所称的“诱惑侦查”在美英刑法中称“entrapment”,美英法系国家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均持肯定态度,该手段现已成为其对付“无特定被害人刑事案件”的利器.但经深入考察发现,在美英刑法中,“entrapment”只不过是被告人的一种合法辩护理由,并没有被单独列为一种侦查手段,中国学者认为“entrapment”是一种包含合法侦查行为的侦查手段实质上是对该概念的误读,“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概念在美英刑法中其实并不存在.     

经济责任审计比较特征浅析

与其他审计类型相比,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客体、审计内容、审计程序和审计报告上有比较明显的特征。审计客体包括经济责任人和经济组织,实践中要注意从经济组织和经济责任人两方面收集证据;审计内容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要注意采用其他审计特有的方法;在审计程序上,符合性测试必须进行,且要高估控制风险,充分利用符合性测试的特点,实施充分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审计报告有监督、评价和鉴证功能,具有个人针对性,要考虑与个人责任的相关程度。     

司法改革背景下主审法官责任制:问题、反思与出路——以刑事案件为例

从近年发生的刑事主审法官担责的3起刑事事件说起,提出主审法官为什么要承担责任、承担哪些责任、是否存在救济程序等问题。为了能让刑事主审法官担责,反思中发现责任与错案概念上的概念界定难和主审法官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以及认定错案标准不统一。为了让刑事主审法官真正担责,提出了需要建立主审法官责任法定原则、主审法官责任豁免原则、保护被追究主审法官权益保障原则3个主要原则。具体构建上,确立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前提条件是法官必须独立;进行主审法官责任追究的归责事由是主审法官不当行为为主、错案追究为辅;建立健全主审法官责任追究主体与追究程序。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中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中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在刑事诉讼法中存在规定保护的义务主体有缺陷;侧重保护人身安全,却忽视了对证人及其亲属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缺乏实际可操作条款等问题。刑法不但在保护对象上与刑事诉讼法相脱节且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对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应当进行重新构建,尤其是要扩大刑事证人保护的主体、保护的范围和拓展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对涉嫌打击报复证人犯罪又触及其他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择一重罪从重"原则处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比事后保护更重要。建议尽快建立保护证人细化规则体系。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美国合理根据证明标准及对我国证据法的启示

合理根据标准作为美国证据法证明标准体系中的一级,有其具体含义和特殊地位。它是裁判者以普通人的标准在一定信息量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判断,主要适用于与侦查有关的搜查、扣押与逮捕程序。其对于刑事程序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自由与隐私权随意侵扰、干涉,另一方面通过规定比排除合理怀疑较为宽松的证明标准为执法者的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活动余地,能够平衡国家权力的运用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考察该标准在美国的适用,对中国刑事程序和证明标准的研究有一定启示。     

论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

由于我国缺乏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犯罪嫌疑人人权得不到保障,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身份异化为违反党纪、行政纪律的嫌疑人、治安处罚相对人、普通的被调查人。事实上,各国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都予以规定。我国也应确立该程序,并赋予被调查人对该程序的启动权,赋予检察机关对该程序的监督权。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