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

族际人口流迁是民族交往的直接形态,发生于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民族之间.跨国人口流迁是当代全球化的突出内容;国内的族际人口流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呈现着旺盛的势头.当代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最终由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不但如此,族际人口流迁还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族际人口流迁都是民族过程推进的直接途径和最终途径;而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当今世界,民族过程也仍然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在推动、在展现.     

银川市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城市适应因加入特殊的民族因素变量,使得其较一般新生代农民工流迁人口城市适应显得更复杂、更丰富.基于对银川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充分调研基础上,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算法及方差分析分别就其城市环境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及文化心理适应进行了系统探讨.结果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对银川市城市环境适应的总体状况为适应,但在气候、水土、交通状况、娱乐设施等具体适应层面存在差异;其经济适应与他们的家庭月收入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社会适应方面,传统民族、宗教因素对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婚姻态度、择偶观念的影响作用在减弱,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文化心理方面,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注度走低,对其了解程度也在减弱,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也不高.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

本文以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为主题 ,分析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背景、现状及其趋势 ,阐述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关联性 ,强调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提出了建立健全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机制的迫切性及其设想。     

抗战时期的贵州灾荒特点及原因研究

抗战时期的贵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省区。这时的贵州灾荒具有年年有灾、灾害种类齐全、灾荒程度严重等方面的特点。究其成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条件因素。前者包括多峻山、梯田，少河流、平原，多草房木屋，多火灾、虫灾发生的有利环境等方面。后者指政治的不良、劣绅奸商的欺压盘剥以及农民本身素质的低下等因素。     

灾荒与近代社会变迁——以陕北地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其中光绪初年的大旱灾、民国17—21年的大旱灾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灾荒尤为严重。严重的自然灾害对陕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离,使得劳动生产力锐减,农业生产凋敝;灾荒使陕北生态环境和气候进一步恶化;灾荒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冲突与失范;同时灾荒造成的社会动荡形势,为革命思想在陕北的广泛传播及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灾荒发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社会因素的破坏：首先,陕北地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其次,水利工程的失修和不完善;以及过度的开荒、造田、毁林使生态环境和农业气候遭到破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近代陕北的灾荒给我们以诸多的借鉴与启示。     

《前锋报》对1942年河南旱灾的关注

1942年,自春至秋,河南旱魃肆虐,千里赤地,几乎无县不灾。当时,旱灾的严重引起了媒体的重视。南阳《前锋报》自始至终关注这次灾荒,前后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灾荒和救灾的社评,不仅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关注河南灾荒,而且针对性地提出了救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从理论和实践上指导救灾。李蕤和《前锋报》社评在河南灾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

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韩］金胜一引论根据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对安徽省历代灾荒状况的考察，发现越是近代，人为与自然的灾荒越发严重。这是值得深思的。安徽地处南北过渡地带，故在近代政治对峙中，成为“南北争夺天下的要冲地”①...     

论唐代人口政策的社会针对性及经济效应

唐王朝施行的积极的人口政策,其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大量繁殖人口,增强国力,提高财政收入。安史之乱是唐代人口升降的转折点,汉江中下游、长汉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这也成为唐朝后期经济重心南移的标志之一。当然,无论重心在北还是在南,逃户问题一直是唐代人口政策未能解决的难题。     

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变化

近代安徽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破坏性较大的灾害,发生频率都较鸦片战争以前提高了。在重灾打击之下,近代安徽人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造成人口数量下降,自1868年至1949年,安徽人口一直在2000万左右徘徊。灾害还使许多人远走他乡。近代安徽的灾荒移民,既有省内区际的流动,也有省际的流动。省内流动的首选目标是城市;在省际流动中,皖北灾民多逃往江苏、河南等省,皖中灾民多跨过长江迁向皖南地区。不仅如此,因灾荒导致社会经济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下降,致使人们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不断降低。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自然灾害、人口压力与清代农民起义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检验清代农民起义的诱因。首先介绍清代气候、人口与民族、农业技术的历史背景。然后建立人口、产量、饥荒与起义的理论模型,讨论发生自然灾害和赈灾情况下的动态均衡,并进行案例分析。最后通过计量分析,分析了自然灾害、人口数量和增殖率、饥荒、赈灾在农民起义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因素是饥荒。对饥荒的赈灾能显著地降低农民起义的发生概率;自然灾害的系数不显著,其滞后项系数显著但不稳健;人口数量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正,但人口增殖率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负;米价指数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不显著。     

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

辽代共发生自然灾害13种133频次,又以水灾、旱灾最为常见,各种灾害的时空分布和总体特征均有一定规律可循,呈现较强的波段性、明显的季节性及鲜明的地域性,且常常数灾并发引发饥荒,加剧灾情。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     

毛泽东灾荒思想初探（1949～1976）

灾荒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社会繁荣与进步的巨大障碍,它的发生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建国以后,面对频繁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深谙治国之道的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和巩固政权的视角出发强调防灾救荒,以气盖山河的英雄气势辩证地看待灾荒,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强对自然灾害的调查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备荒救荒,形成了＂预防为主,防救结合＂的防灾救荒理念。所有这些,对新中国的防灾救荒事业起了导向性作用。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

现代文学对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窳败不利于救灾的实施;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繁重的苛捐杂税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与灾荒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对灾民的赈济中存在着漠视民命、贪污腐化等人祸因素。这些都加剧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致使灾荒愈演愈烈。     

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

唐代三峡地区形成了浓厚的经商风气,主要表现在大批盐商的产生、外出经商者众多、大量外来商人汇聚三峡、各类市场空前活跃。导致经商潮兴起的原因与当时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人口状况、物产资源等有着密切联系。经商潮的形成对唐及以后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

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类型多样,以水、旱灾害为主;水、旱灾害连年发生,甚或交替发生;灾害发生总频率高,除水旱灾害外,其他灾害发生频率低;灾害类型在地域上有差异,水灾集中在下河地区。地形、气候、黄河南迁、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是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对百姓生命财产造成损害,引发饥馑和物价上涨。蠲免、赈济、抚恤是清政府对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主要救灾形式。     

中国古代荒政思想与赈济制度探析

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古代封建政府和劳动人民采取了积极措施防灾抗灾,他们兴修水利、改进农作技术、采用各种方法防灾抗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荒政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了赈济制度.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并辅之以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以秦汉时期为重点探析古代赈济制度形成及其发展.     

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