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唐代纺织产品初探

当今四川,在唐代分属剑南道、山南道和黔中道,其中剑南道领成都府(益州)及彭、蜀、汉、嘉、眉、邛、简、资、嵩、雅、黎、茂、翼、维、戎、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梓、遂、绵、剑、合、龙、普、渝、陵、荣、昌、泸等一府三十七州;山南道领夔、忠、涪、万、利、扶、集、壁、巴、蓬、通、开、阆、果、渠等十五州;黔中道领南、溱、黔等三州,凡一府五十五州,约占当时全国三百三十八府州的百分之十七.     

唐代长江流域纺织业发展述略

唐代的丝织业,不少高明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以长江流域为对象作区域考察,似尚未见.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唐代南方经济的发展.为此,本文特作探索,取拾遗补阙之意.在唐代,长江流经剑南、山南、淮南、江南4道,本文所论范围,即此4道的所属各州.     

《汉上题襟集》考索

《汉上题襟集》是唐代大中、咸通年间山南东道节度使(宰相)徐商和他的幕僚段成式、温庭筠等一批著名作家在襄阳唱和及往来简牍编成的一部诗文别集.由于全帙已佚,所以,书的作者、体例、内容尚面貌不清.我们在翻检有关材料的过程中,屡有掠及,现综合写出,或可见其概貌.遗阙错衍之处当属难免,至于全璧,俟来日之追.     

唐代江淮地区经济地位刍议

<正> 史学界在研究唐代经济史时,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论述了江淮地区的经济问题。笔者认为,其中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唐代江淮地区的地域概念是什么?唐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江淮的地域概念,虽然并不明确,且有前后矛盾之处,但是,大致系指江南道和淮南道是无疑的。如贞元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东南东道至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涝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之。”①。这里的“江淮”,显然指的是江南道和淮南道。如果从经济区域角度来考察,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南申下游一     

唐代河北道州县析置及原因

州县析置是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州县析置不仅十分常见,而且涉及数量颇大,这其中既包括入唐后权置的州县,也包括唐复置的前代省废的州县以及入唐后新置的州县.影响河北道州的析置因素主要有:安置初附“群盗”、领县领户过多、境界阔远交通不便、防范少数民族侵扰、特殊政治变局等.影响河北道县的析置因素主要有:随州而设、人口等基本经济条件具备、交通需要、地区管理需要等.     

四川唐代贡品述略

四川唐代贡品述略龚元建四川自古以来号称“天府”，物产富饶。至唐代“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干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１］唐代四川许多土特产是作为珍品上贡中央政府的，对这些贡品的研究，...     

隋唐时期的崤山南道

崤山南道在隋唐之前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通道。隋唐以后其取代崤山北道成为两京之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隋炀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崤山南道修建的高潮时期。修建后的崤山南道不仅扩宽了道路,种植了树木,沿途还修建了很多行宫和驿站,景色优美,行人繁盛。安史之乱后,皇帝基本不再巡幸洛阳,但仍有很多士人和官员行经于此,直至唐末。     

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辨证——兼论文学原型的“典型化”

考察《夜雨寄北》“巴山”所指,须辨析唐诗中“巴山”“蜀山”用法及唐剑南东川之历史地理。《全唐诗》所涉“巴山”约三分之二指古巴地之山,约三分之一指川北之巴岭,即巴蜀经汉中往返关中所经大巴山脉西缘。但目前所知李商隐行迹,没有初秋由巴蜀经汉中返关中的记载,所以巴岭之说缺乏依据。今影响最大的“泛指东川(今四川东部)一带之山”说则误读了唐代地理,唐剑南东川辖区在今四川之中北部、中部、中南部、重庆西部而非“四川东部”,今四川东部中晚唐时属山南西道,今重庆东部属荆南。综合考察,唐诗中的“巴山”除少数指川北之巴岭外均非确指,而多用以区分巴、蜀、楚等地域与文化或羁留之地。但兼具“巴山”“夜雨”“秋池”,尤其是极易触发羁旅中诗情的“相思”题旨等诸要素集中之地、唐时李商隐任职的剑南东川所辖渝州之缙云山,仍最可能为李商隐创造文学典型的触发地或原型。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中原造图系统影响下安岳千佛寨多佛造像的辨识

四川安岳千佛寨第 51 龛表现的是《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记载的内容, 可称之为“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开亚于开元、天宝时期, 由两京地区传入, 反映唐代中原北方地区礼忓传统。经文中的末法思想被造像完整呈现, 与净土信仰结合可能与玄宗时期激烈的佛道斗争直接相关。四川地区佛教造像是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图像系统的映射, 在构建唐代佛教艺术谱系, 探究唐代忓法和末法思想内涵领域应受到更多关注。     

元唐兀人刘伯温的家世与仕履

虞集文集中所见的“刘伯温”，显然不是明初爵称“诚意伯”的青田人刘基，而是生活在元中后期的张掖人刘沙剌班。考究后者的生平，其出生在唐兀亦西夏人的官宦家庭，少年入国子监就学，成年后中进士，先后任甘肃行省检校官，四川行省员外郎、西台御史，山南、河东道廉访司签事、内台御史，山北道廉访副使，江浙行省郎中、秘书卿，江西、河南道廉访使、西台侍御史，甘肃行省参政，等，多有善政和文会。其个性的突出点：一生孜孜不倦于问学、修学、劝学、礼学。鉴于河西原是个“多武勇，而少文理”的国度，以“张掖”之刘氏而言，其入元的两代，由入值卫士至入读国子，始武继文，可以说是十分深刻而典型的变化。     

唐代扬州城区规模考辨

唐代扬州是淮南道的首府,从高祖武德九年(626)改邗州为扬州后,扬州成为大都督府所在地。当时扬州领江都、六合、海陵(今江苏泰州)、高邮等四县,这四县只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十户,九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人口这样少,和隋朝末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扬州为广陵郡,领江都、江阳(太宗贞观十八年分江都县置,在郭下与江都分治)、六合、海陵、高邮、扬子(高宗永淳元年,即公元682年,分江都县置)、天长(天宝元年割江都、六合、高邮     

唐代代北范围考论

唐代代北,既不是具有监察意义的道的名称,如河东道、关内道,也不是州、县等行政区划名称,而是一个概念明确、范围模糊的地区名称。文章从历史地理、军事交通、职官的职属范围及唐代诗文等四个方面,对唐代代北的范围进行了考论。     

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

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贫贱富贵,男女老少,人人必需。自秦蜀守李冰识脉穿井,封建政府就控制,垄断井盐,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汉在产盐之地设盐官;蜀汉设盐府校尉;唐设三川盐铁转运使,山南西道巡院官,剑南西道巡院官,剑南东道巡院官,并于云安(今云阳)、大昌(今奉节)、永安(奉节)等地设监官;北宋设益、梓、利、夔四路转运使,南宋设四川总领财赋和四路转运使,并于产盐较多之地设置监官,管理盐政。兹为井盐与宋代四川政治经济一文、以探索井盐在宋代四川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妥之处乞于指正。     

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

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人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文章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     

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代西南地区由于经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文明程度出现逆转退化,山南、剑南儒学教育文化落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湘西南与岭南人口买卖现象严重;宋代云南、四川原始巫文化仍然甚为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执着于以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活动,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     

《山南水北》：知识分子的还乡书写

作为一部知识分子“还乡”书写的典范之作,《山南水北》的创作表明,韩少功在其离乡-还乡的人生行走中,一直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探索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自觉地践行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当韩少功从喧嚣与骚动的时代中退身而出时,其不仅在对自然的皈依中体验“天人合一”之道,于山南水北间追寻人性的本真,而且以朴素的赤子之心、平和的处事之态,来重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探索和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代与未来。     

唐代道士人数辩说

唐代道士人数辩说张泽洪《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条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土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此记载的男女道士数合计仅１７６４人。从行文的逻辑顺序看，此处继天下道观数后，应记天下男女道土人数。但全国仅１０００多名道士，却与唐代道教的兴...     

唐代小说中的狐书研究

唐代不少小说叙及狐书。这些狐书虽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异,但或字形怪异,或文意艰深。这种特点的形成当与唐代佛、道二教的兴盛有关。狐书在小说中起着贯穿故事情节、凸显狐妖形象、彰显文本旨意等作用。     

唐代在四川设置羁縻府州考略

本文是对唐代在四川设置的羁縻府州一一进行了稽考，并弄清楚了所设羁縻府州的较为确实的地域和数字     

道教影响下的薛涛诗歌研究

同时享有“巴蜀才女”和“唐代著名女诗人”两项殊荣的唐代四川女诗人薛涛是我国留存诗歌数量最多的女诗人。因其在时间上处于道教极端鼎盛的唐代,在地理上处于道教的重要发源地四川,薛涛的大量诗歌中均有明显的受到道教思想影响的痕迹。通过分析其诗歌语言、诗歌典故和诗歌想象,本文发现道教思想是助推薛涛诗歌经典化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