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桐颂》与屈原《橘颂》

《桐颂》是上博楚简中数篇楚辞体作品之一,是与屈原《橘颂》在性质、旨趣、体裁、结构、艺术表现甚至文字篇幅等方面都颇为一致或大略相同的咏物诗。其作者,当是类于屈原、任职官府的楚国士大夫;其内容,犹同《橘颂》,赋桐成颂以颂扬热爱家国、心志专一、坚贞刚毅、特异独立、端正梗直、不从流俗、抱负远大、志节高尚的品格精神;其表现,则如同《橘颂》的"赋而比之也",咏物抒情,托物言志;其产生时代,也大致是屈原生活时代的战国中晚期。比较而言,《桐颂》与《橘颂》有着形式的朴雅之别、境界的低高之分等差异。《桐颂》及上博楚简中其他楚辞体作品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楚辞的兴盛、先秦文学的演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诗》《书》成语与《周颂·振鹭》篇的文化解读

<诗·周颂·振鹭>一篇是周王室对来朝诸侯的赞美和勖勉之辞.<振鹭>一篇多处运用成语,使诗篇在语言方面表现出灵动而不失典雅的特色.诗篇中"无斁"、"夙夜"、"永终"皆王国维所谓"成语".由该篇成语之讨论,可见周礼之用语规范.作为礼之体的重要表现,成语的意义与政治有密切关联.就<振鹭>一篇而言,"无斁"、"夙夜"、"永终"等成语是在"以宾礼亲邦国"这一观念的基础上使用的.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橘颂》并非屈原写给自己的诗篇

《橘颂》期许与歌颂的人物对象,自汉代以至当下楚辞学界一般的主流诠释均认为是屈原自颂自期,即《橘颂》是屈原写给自己的作品。但通过细读文本,还原《橘颂》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发现屈原通过《橘颂》进行自我赞美和期许的诠释并不正确。"南国""受命不迁""更壹志兮""任道""嗟尔幼志""自慎""秉德无私""参天地""伯夷"等,均彰显《橘颂》中使用的核心词汇属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元素;从"颂"属于祭祀场合用的赞美诗,而"伯夷"身为一国之太子以及"愿岁并榭,与长友兮"这些因素看,屈原不可能以《橘颂》来自我赞美和期许;屈原在《橘颂》中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期许和赞美的对象应是举行"加冠礼"时的楚威王太子芈槐。换言之,《橘颂》是写给楚威王太子芈槐的诗篇,其文本性质为"加冠礼辞"。     

简论嘎达梅林的英雄形象

《嘎达梅林》是一部蒙古族长篇民间叙事诗.诗中塑造了嘎达梅林的高大英雄形象,描写了草原上的人民英雄反对外族侵略和抵抗强暴的斗争.作品感情强烈,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富于正义感,以及敢于和敌人战斗、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千百年来,这部诗篇在内蒙古的千里草原上广为流传,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     

对于《诗·既醉》篇旧说的批判和新的解释

《诗经》中所存在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大而时代、地理、作者以及诗篇本义,小而名物、训诂等,自来说诗者就有许许多多的分歧。即如本文想要考辨的《既醉》篇,论其时代,自郑康成《诗笺》以为“成王祭宗(广苖)”的诗,汉以后的学者多宗郑说,很少异议。但是,按其词句的调畅,韵读的流利,与其它诗篇以及周代《金文》中可以辨认出时代的韵文相互印证,则此诗的著作时代不能早于西周末期。再就其章法结构上的技巧考之,全诗共八章,自第三章起,每章的首一句,都是承接了上章的末一句再加以变化,蝉联而下。     

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

西周时期的"歌诗"与礼关系密切,具有礼制性,以乐为用,极为重视《诗》的音乐性。春秋时期的"赋诗"已不再看重《诗》背后所蕴含的礼制,可歌性已无乐义,仅是婉转言志的方式。《诗》成为了言情表志的工具与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表现出"诗以合意"、"断章取义"接受观念。从本质上讲,"引诗"仍然属于用诗现象,分为言辞与著述引用,带有很强的应用性,透露出以诗为理、以诗为史等接受观念。"说诗"标志着先秦时期《诗》的接受由实用性向学术性的转变,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前者"说诗",是从当时《诗》的实用性出发,特别是立足于儒家学说的需要而进行学术性诠释与总结的。后者首倡"说诗"说,提出了"说诗"理论,并通过具体的诗篇分析,自觉实践这种接受理论,为以后《诗经》的接受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诗经》赋比兴原论

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与风、雅、颂一起合称为“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大序》则将“六诗”称为“六义”。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各学振对“六义”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当代学术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风、雅、颂是《诗经》乐歌编排的分类,以乐调而得名;赋、比、兴则是《诗经》所采用的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尽管在具体的作品中,赋比兴三种手法常常融汇交错在一起;但是三者无疑有其各自不同的表现特征及功用。本文将依次分别对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具体涵义及其表现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力求从中探寻这三种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艺术形态发展所作的贡献。     

从古代恋歌到四始之首——《关雎》古义之改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关于诗的主旨,历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关雎》并不是一首普通的青年男女的恋歌,而是一首反映贵族阶层爱情婚姻观念的诗篇.它之所以能够从古代恋歌升华到"四始之首",之所以能从它的本义改变到文化义,秘密就在于"关雎之改",其"取冠三百"的文学地位是由它的文化命运所决定的.     

《诗经》与孔子诗教

《诗经》与孔子诗教殷光熹（云南大学中文系）《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按风、雅、颂分类，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段时间的作品，共有３０５篇。孔子称其为“诗”或“诗三百”，并将它列为门弟子的必读书之一。《论语》中记录了一些孔子有关《诗》的言论，过去曾...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