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襄之世争夺东地考实

在战国史上,楚国怀王、顷襄王两代的情况历来受人关注。这段时期,秦、楚、齐三国的战争和外交形势呈现复杂状态。不少研究者认为,楚国的失败,就在于齐、楚联盟被破坏,这种讲法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楚国为什么容易接受秦国的拉拢,又为什么轻易地放弃了齐楚联盟?这是需要仔细考察论证才能下结论的。事实上,楚、齐关系破裂,完全出于对东部利益的争夺,两国的关系是不能调合的。楚国争夺东地有     

试论由郢徙陈对楚国后期的影响

公元前278年楚国被迫由郢徙陈。由都郢到都陈,这是楚国历史中的大事。过去曾有人说过:楚国都郢而王,去郢而亡。此言未免有些夸张,去郢以后,楚并没有马上灭亡,然却正是楚国由强转弱,由盛变衰的重要标志。徙陈以后,楚迅速稳住了阵脚,阻止了秦兵继续东进;也加剧了与秦的斗争,一度使楚恢复生机。至前253年,又徙都钜阳(仍在陈境);前241年,又徙都寿春;直至前223年,才被秦灭亡。从徙陈至楚最后灭亡的55年中,楚都在陈(境)有37年,陈作为楚国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显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要研究楚     

从楚国历史发展看滇楚关系

楚国与云南的关系十分密切 ,庄入滇是滇楚关系的源头 ,文章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若干学术争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具有创见性的意义。     

楚国历史对楚辞产生的影响

楚辞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楚的早期发展和兴盛史有关，因此，了解并探讨楚辞产生之前楚国走过的历程，对深入了解楚辞甚有裨益。楚在屈原之前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先楚至楚成王前，作为南方一弱小“蛮夷”，始与殷商往来，继受周封，立楚国，为“荆蛮”时期；...     

论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期的楚国采取任人惟亲的用人制度。楚王任用王室公子执掌楚国的大权,虽然极大地加强了王权,但王室公子的专横跋扈,对非王室大族进行残酷打击,甚至夷宗灭族,使那些非王室贵族在楚国无法容身,因此楚国出现了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外流的贤能之士逃到与楚争霸为敌的晋国,为晋国所用,造成"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形势。人才外流,使楚在与晋国的争霸战争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春秋后期,楚外流人才又多逃往崛起的吴国。吴利用楚国贤能攻伐楚国,五战攻入楚之郢都,使楚几遭亡国之祸。战国时期,楚国王室贵族腐败堕落,日趋保守反动,终于导致了楚国的灭亡。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楚祭与苗祭──剜羊祭祀

何谓楚祭？顾名思义，楚祭是指楚国的祭扫与祭俗，或者说是楚王室的祭孔与祭俗。楚王室的祭扫祭俗，必然为楚民族大众所崇尚。而苗祭，则是指我国苗族的祭礼与祭俗。无论楚祭与苗祭，本文涉猎的只是楚、苗祭俗中，最有代表性并具有崇拜中心、宗教神学意义和最富于历史文化内涵的祭扫，并从中探寻不同时期的楚、苗祭扫的对象、祭品、祭仪、祭现、祭俗是否相似相同，进而探寻楚、苗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二者之间的中介──民俗文化是否同一源流，从中认识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楚与苗的文化心理素质，进而拓宽与加深对楚、苗文化历史的研究。历…     

继往开来 奠基立业——评楚穆王的历史地位

楚穆王,名商臣,楚成王之子,公元前625年至前614年在位。由于他是逼死其父继位的,故名声不佳;又因执政时间只十二年,政绩霸业当然有限,故在历史上并未引起重视。但如从楚国整体历史考察,特别是从武     

论楚在春秋大国争霸中的地位

<正> 大国争霸,是春秋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大国争霸史,就是楚国斗争发展史和一贯称霸史。从诸夏诸侯“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到晋吴相盟,吴越交兵,无处不有楚,无事不与楚有关。然而,经过近两百年(公元前656年召陵之盟至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的反复较量和纵横捭闽的斗争,无论是中夏大小诸侯,还是东南后起的吴国,谁也不是楚的对手,鏖战几个回合,一个个弃甲拽兵而走,俱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向我们庄严证实:春秋大国争霸,楚主沉浮。没有楚国,就不会有大国争霸的历史篇章。探讨楚在争霸中的地位,对于深入研究春秋史和楚史,都是有益的。     

论吴楚文化的交融

吴、楚是长江中下地区的两个强大诸侯国家。两国间的连年争霸战争,为吴、楚人才与文化交流开拓了渠道。吴国任用楚人伍子胥为相,攻破郢都,大败楚国。楚国学习吴越先进铸剑技术,在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吴国仿造楚式青铜青器,吸纳楚民土坑墓葬俗;楚人则效法吴之坟丘,吴、楚文化得到进一步交融。楚灭吴越统一长江下游后,成为"东楚"富饶地区。     

三十年来楚方城研究述要

楚方城是楚国北部（今豫西南）长城的代称，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它的名称由来、建筑时间、规模与地望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存在不同看法。关于为何将楚国长城称为“楚方城”，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方城”原本是楚国北部边防城塞的常用称呼，后演变为楚国长城的代称，因方城山或方城塞而得名，楚长城宏观外形呈方形状所以叫“方城”；关于楚方城的建筑时间也有三种论点：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各段的修筑时间不一样；至于楚方城的规模与地望，则有两段说、三段说、五段说等观点。     

论楚族的始称国年代——兼评“成王封楚”

楚究竟始称国于何时?这无疑是楚史研究的开篇第一事。稍加联系,它还与历来关于楚族族源的追溯、楚族的迁徙与发展、早期楚国国势的强弱、殷楚或周楚关系的善恶等一系列根本看法的能否成立关系甚大。对谜团越结越紧的荆、楚国各问题的最终判明来说,何时有楚国大约也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所以,这又可谓楚史研究中的头等大事。但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充分的研究,有关史论每叙及此往往语焉不详。综观历来的情况,对楚何时出现问题认识的含混不清,已确乎在很多方面加深了早期楚史面貌的扑朔迷离。近几年来楚史楚文化研究的日渐深入,迫使我们再次回到这一基础性课题。此前,我们曾论商代无楚,是综合考古、古文字、文献的三方面关键材料试图说明,商     

纪南城周边近年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楚文化考古研究

楚纪南故城周边墓葬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所记墓主的名字与职官,提供了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制度的重要资料,是辨析墓主族属的依据.有关楚王族的卜筮祭祷简和楚铜器铭文资料,揭示出战国时期楚王族墓葬的墓向为东向.一件秦铜铍刻铭的纪年,为区分楚国核心区域战国晚期晚段的楚墓提供了重要依据.     

春秋战国楚国青铜器纹饰研究——以蟠绕龙纹为例

青铜器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史的见证,每一件器物都是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春秋楚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楚铜器以其富丽繁缛、曲中有直的造型使其在青铜器历史上独树一帜。所以本论文选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这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能够表现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历史国度进行研究,并针对蟠绕龙纹这一纹样,进行深入探讨,使得所研究的内容更具有典型性。     

楚风俗对楚器物造型和装饰的影响

楚国的造物品类繁多、主题鲜明、格调清奇灵秀、色彩斑斓繁艳,开创了上古南方审美文化的新视界。楚器物从造型到装饰所表现出来的楚风特征表明,楚器物的产生与楚风俗有着密切的关联,楚风俗是楚器物发育生长的母胎。     

楚国的服饰文化

楚国的服饰文化,是随着楚国在春秋中期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并为天下霸主的楚庄王对“鲜冠组缨、绛衣博袍”这种具有浓郁楚风的衣冠的倡导,其意义就有如赵武灵王倡导“胡服”一样,促进了楚国服饰文化的发展。服饰文化的发展水平,首先取决于纺织业以及与服饰生产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程度。楚地适于种麻植桑,有着悠久的纺织历史。楚墓出土的麻织品和丝织品,质地都相当精细。特别是丝织品,是迄今所见的先秦丝织中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由于楚国大量引进技艺高的缝纫工匠和努力汲取别国的手工业技术,故服装业以及制作佩     

楚式缶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客器缶在中原地区十分罕见.但在南方楚地却相当流行。目前所见到的尊缶和浴缶,都具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它们在楚国贵族的宴席上往往成双成对地使用,是楚国礼器中的重要器物。从出上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酒杯算起.我国酒文化的历史至少有六千余年了。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大量精美的     

屈原谏阻楚怀王接受张仪离间齐楚关系说辨析

<正> 张仪入楚游说,离间齐楚关系,加速了楚国由强大走向衰落的过程,是战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个事件中,屈原是否谏阻楚怀王接受张仪的奸谋,近年出版的两部大学历史教材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如山东大学等十院校协作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上册)》云: 于是秦国派张仪入楚游说。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的旧贵族,并许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为代价,使楚与齐断绝关系。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阻,贪图便宜,遂和齐国绝交。(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3次印刷第219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东北师大等八院校协作编写的《简明中国古代史》对此持相同观点:     

楚疆域变迁考略

楚国,始见于商代,“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诗经·商颂·殷武》)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爵之国,“辟在荆山,荜露兰蒌以处草莽,跋踄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史记·楚世家》)可见那时的楚子之国,地仅荆山,经济落后,兵力甚微,处于国小力弱的地位。自熊绎至楚武王的四百余年间,楚国的疆域扩展不多,从楚文王(前689年——前677年在位)开始,楚国才逐渐强大起来。“(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史记·楚世家》)从楚文王至公元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宋玉《舞赋》的语境及其语境下的意蕴

战国晚期,在楚国“巫音”盛行、国势衰败的情况下,宋玉赋写《舞赋》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继踵屈原对巫术乐舞的改革,向楚王推荐《激楚》等新乐,希望改变“巫音”、“巫舞”一统楚宫舞坛的局面;一是在赋写中突现《激楚》等乐舞“激越”、“美和”的艺术境界,希望楚国君臣能在乐舞的启发下,振作精神,精诚团结,重兴国家。同时,这一结论也为宋玉《舞赋》并非伪作的说法提供了可信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