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殷墟科学发掘六十周年会议纪略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是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发掘的第一处重要都城遗址,它标志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在殷墟发掘60周年的今天,为了纪念这一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于殷墟所在地安阳及北京两地,分别举行了座谈会。     

弘扬殷墟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为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而作

殷墟科学发掘80年来,殷墟文化经历了重构、再现辉煌和全面弘扬几个阶段.对殷墟文化的弘扬,应继续发掘和研究殷墟,充分发挥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要注重补偿殷墟范围内的群众,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和福祉,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岁月如歌忆斯苑——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和殷墟博物苑建苑21周年

2008年是殷墟考古发掘80周年和殷墟博物苑建苑21周年。1987年，在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建议下，安阳市政府在上级领导支持下，发扬拼搏精神，仅用75天时间就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上建成了殷墟博物苑。该苑对带动海内外殷商文化研究，展示殷商文化精华，助推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安阳市形象，促进安阳市文化旅游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部殷墟都城研究的历史学新作──读《殷墟都城探论》

众所周知，殷墟的考古发掘源始于甲骨文的发现与探究。甲骨文的发现与整理，导致了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殷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至大。在此之前，由于疑古之风盛行，连商代作为一个历史朝代的可靠性都趋于动摇，很多学者怀疑它的存在。正是由于殷墟甲骨文和殷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才根本扭转了这种局面，不仅使商代历史由此而得到深入、系统地研究，商代以前的夏代历史也由此进入了有益的探索阶段。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概念来说，殷墟的考古发掘至今也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几十年来，殷墟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殷墟发掘的新思考——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感

本文对殷墟近80年的发掘总了阶段划分,对每一阶段的收获作了简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殷墟以后的发掘提出自已的看法,认为随着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将得到更加完善地保护,殷墟的发掘也随之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主动性。     

殷墟宫殿宗庙基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读《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

2010年7月出版的《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①,公布了1981年在小屯村东钻探发现埋藏地下的整体布局呈＂凹＂字形3座大型排房式建筑基址的全部材料,是自1988年11月至1996年春陆续进行发掘以来,终于把丁组建筑群的大小不一的5座建筑基址发掘完毕的重大考古新收获。这组建筑基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殷墟的首次发现,并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为殷墟上世纪30年代发掘的53座宗庙基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组科学性强的考古学标本。     

郭宝钧对殷墟发掘和研究的贡献

郭宝钧自1928年第一次参加安阳殷墟科学发掘,至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坚持在田野发掘第一线,毕生从事殷墟的发掘与研究,为殷商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并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接班人.他著书立说,弘扬民族文化,他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发掘世纪回眸

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前贤对甲骨文搜集与研究的巨大贡献；1928─1930年殷墟发掘的业绩：殷代宫殿与王陵的发掘，甲骨文的大量出上。新中国建立后的重要发现：环绕宫殿区的巨大围沟，王陵区的发掘，殷墟范围与布局概况的基本确定。     

风雨历程90年——纪念殷墟科学发掘90周年

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90周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本文将90年的殷墟发掘史分成三个阶段予以说明。上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掘确定了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的具体位置。它是中国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殷墟的大致范围,对都城布局的初步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成就。进一步确定了殷墟新的范围,城市布局更加清晰,殷墟遗址面积扩至近40平方公里(含洹北商城遗址)。     

殷墟考古与商代甲骨文铜器铭文研究——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80年来的殷墟考古，发掘出35000多片刻辞甲骨和有铭青铜器600多件，为商代甲骨和金文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研究者将甲骨文晚商金文的有关资料与殷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相结合，研究商代社会（如商代的族氏、人物、官制）取得了重要成果。     

安金槐对考古事业的贡献

安金槐先生一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为河南和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他在夏商考古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主要有郑州商城的发堀和研究、瓷器源于商代说、夏都王城岗的发掘和研究等。安金槐对殷墟发掘和研究十分关注 ,多次亲临发掘现场指导工作。他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 ,为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从殷卜辞黄组两种“王廿祀（祠）”看帝辛卜辞的存在证据

殷墟卜辞中帝辛卜辞确实是存在的.黄组卜辞王廿祀的资料可分为两组按文字分,"王廿祀"之祀,一作"祀",一作"司";按事类分,一为周祭祀典组,一为"在上(比吾)"组."王廿祀"用在周祭祀典组,"王廿司"用在"在上(比吾)"组.卜旬加周祭祀典的"王廿祀"卜辞应为帝乙时期,"(辶必)于上(比吾)"、"在上(比吾)"的 "王廿司"应为帝辛时期.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考辨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与<史记*殷本记>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但这些记载大多是站在周人及后人的立场来对纣的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存在不少疑点.商纣王的不少"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周克殷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殷商社会与周代及以后社会的差异而成为"恶行"的.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