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论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从黑格尔论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本文从黑格尔论苏格拉底之死来对伦理与道德是互动的、流变的关系作一分析.伦理是客观的精神,是生活世界的秩序,是对人类理性关系和关系理性的揭示.道德则是个体对伦理的"得",是个体对伦理的反思,是个体对伦理的主观映像以及重新的建构,道德以伦理为指向与归宿.不过,个体的道德对既有的伦理进行反思,产生对立与冲突,最终形成新的伦理,从而实现着伦理与道德的互动与流变.     

宗教伦理何以可能?

宗教伦理是宗教信仰与伦理的结合.在伦理道德的来源和内容上,宗教伦理是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实现途径上,是他律和自律的统一:价值目标上,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宗教伦理是人和社会的普遍需要以神圣律令的方式外在化、客观化,再通过信仰内在化为人的思想行为,从而实现作为存在物的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伦理功能是宗教的重要功能,对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极大地向社会渗透,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启蒙伦理学是在基督教信仰式微之后的世俗化过程中试图为现代人提供在现世中安身立命之基础的价值转型运动。康德伦理神学对于西方现代道德信念确证的意义在于:一是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确证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二是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康德的伦理神学认为,只有对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确信,才能最终使"正义"和"道德"成为绝对的义务,从而实现信仰形式的这一现代转变。这一转变的真实意义在于,信仰的世俗化只有在超越的神圣化引导下才能通往自由的意义世界。     

回族崇商重商伦理价值观对构建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影响分析

回族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也是一个有良好商业信誉的民族。回族文化崇商重商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商人,提升商人;二是确立了一整套商业道德规范,把商业这一世俗的行为置于神圣的信仰之上。回族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紧密契合,对其建构有积极的作用。     

新全球伦理观

社会在发展 ,伦理关系在变革 ,确立新全球伦理观势在必然。整个人类不分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都是一个家族和祖先 ,每个人不仅要拥有全球性的伦理道德共识 ,也要普遍承担全人类的职责与义务。要以人类利益为重 ,忠于人类家族 ,服务世界共同体 ;尊重他人、他国的尊严和选择 ;去除狭隘的宗教偏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关心现实人类生存 ,高瞻远瞩人类未来 ,树立全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使所有人都能尽情享受由真理、正义和丰厚的物质带来的自由和幸福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浅析转型时期社会公共伦理之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拓宽,公共道德问题正在成为公民社会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转型时期,伦理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公共伦理缺失的成因分析,针对诸如传统伦理的隐患、公德具备公共用品使用和回报的特殊性以及公德行为道德监督行为情境的弱化等问题,应采取提出加强和完善德福一致的公德制度建设;加强公德教育,提高公德意识等措施,构建转型时期伦理秩序。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状况探析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在其统治中国的13年时间里,由于辛亥革命的余波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变革,国民的道德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民国初期的社会进步,道德批判、道德重设、道德救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变革破除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民主与科学的加入加速了中国社会道德现代化的形成;它完善了社会道德理论和实践体系,更加有利于启发人们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自觉性.同时它也呈现出政治化、启蒙性、思潮性、批判性、科学性、夸大性的特征,这些都是当时历史的产物.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道德建设的三个层面:人性、信仰、哲学信仰

道德是对人现存性的内在超越。具有现实性的人是自然、社会、精神三重属性的统一体。人性于道德有本源意义。人的三重属性是进行低、中、高三层次道德建设的客观根据。根据人性明确道德建设的层次、内容和理由等是道德建设的第一层面。道德建设是在与人性的幽暗面作斗争。因此,仅仅靠认清人性,用以颁布道德律令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必须借助于既基于理性又超越理性的信仰。信仰为解决应然与实然这一道德的根本矛盾给予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担保,具有本体的价值。将信仰重构作为道德建设的奠基工程是道德建设的第二层面。凡是道德的必是信仰的,但是并非任何信仰都能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依助的对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华融为一体的哲学信仰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是道德建设的第三层面。     

苏格拉底的＂德性＂与＂善＂的目的论思想

苏格拉底以“德性”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是在批判智者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苏格拉底的“德性”是客观性、普遍性和目的性的统一。苏格拉底的“善”的目的论思想和追求“善生”的主张对当代的道德重构和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