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已成为城市的一员,政治参与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政治保障。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感染,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逐步与城市人群接近,他们自主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更加明晰化,然而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却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外,这导致新生代集群化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城市秩序不断改变。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制约因素,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分析——以天津为例

深入了解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天津市贯彻落实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之一。本文介绍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对策建议。     

文化之路：从精致文化到高雅文化，从流行文化到大众文化

从17世纪后期开始，文化的观念经历了逐步的转变。一方面，最初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社会精英们“精致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欣赏和创作音乐、阅读文学作品、委托制作美术作品等活动);另一方面，流行文化通常指的是乡村和城市的劳动者们集体表演的实践活动。他们不仅被排除在精致文化之外，而且被认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可能会产生危险的社会愿景。伴随着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重大社会转型，精致文化的观念被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高雅文化”所取代：即那些宣称体现人类普遍意义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的残余共存。正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高雅文化”真正的对立面“大众文化”才在20世纪之交出现，它声称具有经验的普遍性：对每个人来说都能理解并真正产生兴趣。在经济方面，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也有人认为，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文化竞争。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但却可能共存的接受态度。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种差别进行描述并对这一明确概念图式却似乎特殊的问题进行讨论。     

北京市Q村“工人文化”初探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本文统一称为工人),主要关注其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问题,关注文化状况的较少。事实上,在工人研究中工人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工人文化中,对待教育和文化资本的态度以及工人的话语状况又是两个基本的内容。笔者通过在北京市Q村的调查,从上述两个角度对工人的文化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工人对教育和文化资本是顺从的,他们的话语也是断裂的、破碎的。这说明,工人的文化处于弱势,他们目前无法通过自发文化主张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但体力劳动是社会的基础,体力劳动者的尊严和价值也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因此应努力改变当前这种局面。     

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

城镇化需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从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入手,分析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权利、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文化传承和价值重塑:浙东文化与浙东乡土小说的双向互动

20世纪20年代浙东乡土小说作家大都是为生活所迫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漂泊者"。他们相继从乡村来到城市以后,纷纷从都市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故土、书写乡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以惦念和怀旧的心理追忆乡村的风土人情,从而展现浙东乡村的古老;或揭露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给浙东乡民带来的种种祸害,从而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不幸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浙东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既有文化传承,更有价值重塑。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安全与文化遗产保护

随着大批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全球化为背景的中国城镇化呈现出同一标准的“化城镇”态势.趋同的城市风貌与日下的社会风气使城市与人均陷入了自我的迷失,从而诱发了城市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怀乡范式的建设目标,其实质是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安全守卫整合为一体两面,通过文化遗产维护城市特质与市民认同,实现城市文化安全,进而达到文化自信自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北京文化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都北京的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以主题化的形式从文化定位、文化保护、精神文明、社会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和公共文化等九个方面,概述北京文化60年建设与发展的成就。     

关于城市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城市农民工”问题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本文对城市农民工的研究状况从收入、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分层、社会心理、越轨等方面作了具体考察，分析其研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