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

明代在河湟洮岷边地设置“西番诸卫”,形成军卫统辖体制。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而伴随卫所建置形成的移民、屯垦及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促进了河湟洮岷边地社会的变迁。     

明代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使用大量史料,对明代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的进程。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韦东超论者一般认为，中国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特殊的地方政权组织是从元代开始萌芽的，明清两代则是土司制度成熟发展以及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本文所论，主要着眼于广西土司制度。一、关于土流之界元代虽已建立起土司制度，但土司的职名、品...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韦东超对土司地区进行户口造册和征调赋役是明代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拙文《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①曾从“明土流之界”、“严格上官承袭程序”和“制定土兵征调法”等方宙论证了明代上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全...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论明代中后期鄂西土司的反抗与明朝控制策略的调整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爆发的鄂西土司黄中、覃壁等的反抗活动 ,形成了一个反抗、叛乱的高潮。“平叛”以后 ,明王朝对土司的政治、军事、政策有相应调整 ,进一步加强了对土家族土司的控制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注重史料的整理,或注重土司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或关注某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或侧重研究具体地点和典型人物,或加强某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学术梯队不合理、研究方法不新颖、研究成果不平衡、研究重点不突出,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明显不足。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

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经费紧张,缓和阶级矛盾,鼓励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西南土司采运大木的过程有勘察、采伐、运输、运解交收等四个环节.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的原因有四:一是土司制度的制约,二是中央政府的鼓励,三是各地土司的效尤,四是土司政策的优惠.虽然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和程式化的,但它却是西南土司表示忠顺大明王朝的一种表象,也是明代封建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招牌.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论乌江流域“土司兵”的成因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土司兵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既包括招募之便利,也考虑费用之节省;二是政治因素,即采取军事征调和以夷制夷的举措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三是军事因素,包括卫所制度的崩溃、土兵组织的严密和土兵拼死的精神.     

明代辽东海防体系建制与军事聚落特征研究

通过对明代军事管理体制演化进程的分析,以及对明代辽东长城军事聚落与沿海军事聚落在防御对象、地理条件、建置沿革、规划布局、功能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的形态特征,证明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是一个立体化而高效率的防御空间;其体系化的规划布局和功能设计,使这一系统具备了层次化的纵深防御和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     

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

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为土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把土司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正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是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因为没有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二是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三是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避免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     

明代安多藏区土司制度略论

安多藏区的土司制度主要可分为三类:即典型土司制、卫所土司制和僧纲土司制;并依据正史、地方志和家族谱等资料,分析和诠释了各类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