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近80年之久。＂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新一轮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上涂上了屈辱而悲惨的一笔。从＂九·一八＂事变起,中经华北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武力讨伐”策略简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解决事变分为武力讨伐与和平解决两派。史学界对其中何应钦的“武力讨伐”策略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文章就何氏这一策略的背景，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及目的等方面提出一些浅陋的看法。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解决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进行艰巨斗争的历史事实,着重论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分不开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发展。(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是蓄谋已久的。1929     

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从爆发到最终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过程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     

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

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转换的关键,它促成了国民党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容纳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捐弃前嫌,积极要求和平解决。他们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同时,国民党民主派还反对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支持宋美龄等飞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明智的选择 觉悟的表示——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配合作用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因素中,虽然有大小主次之分,但都程度不同地起了作用。其间,事变的主要对象蒋介石也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这种配合是蒋介石明智的选择,“觉悟的表示”（毛泽东语）。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宋氏兄妹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张、杨二将军和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不谋而合”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本文欲对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谈谈看法。众所周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曾力排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讨伐派”的重重阻难,亲赴西安,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首先由于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姻亲,不得不为蒋介石的安全脱险着想。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本文首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 ,指出这一概念内涵的关键是释放蒋介石。以此出发 ,作者提出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同时分析了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逐步发展及最终形成的原因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初探

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估价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共产国际与中中革命关系史中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学术界多数同志根据共产国际1936年12月16日来电中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同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回电所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已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的精神,认为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我党     

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宋美龄发挥了独特而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有力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她做到了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