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效应

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效应朱宝树过去关于人口迁移对人口城镇化影响的研究侧重于注意城镇人口数量增长中迁移增长所占的份额，但是，由于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在分析人口迁移对城镇化的影响时，不但要注意城镇人口数量的迁移变动，而...     

略论城镇化变量与我国人口增长——结合一个预测实例的初步讨论

一、引言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尽管由于城镇统计口径变化,给有关速度估计带来了一定困难,但许多学者(例如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即持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实际水平可能略高于9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水平,大约近于30%。十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在今后半个世纪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仍将与较明显的城镇化过程伴随。从表1可见,下世纪中叶左右,中国人均 GNP 可望达到4000美元左右,城镇化水平超过50%,甚至达到1985年苏联、东欧、以及中上等收入国家65%之平均水平也是可能的。城镇化今后变化如此之大,必然对我国人口趋势形成重要影响,这点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这种影响在于:1、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比重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往往不是乡村人口结构简单平移到城市,而一般是以青壮年人口为主的人口迁移。这种迁移必然对城乡人口结构形成相     

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将雾霾污染卫星遥感数据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采用网络自相关和空间重力模型等方法,实证揭示了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迁出地之间的空间集聚最为明显。(2)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每提高1%致使人口迁出和人口迁入分别下降0.297%和0.355%;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因素是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拉力,高校生数量和气候等因素为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推力。(3)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雾霾污染并非当前人口迁移的关键动因,提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仍是地区人才竞争中有力的杠杆,但随着"十四五"时期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推进,雾霾污染将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应尽早关注雾霾污染给人口迁移带来的潜在挑战。     

山东省人口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的互动及其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山东省的人口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了健康、合理、良性互动的发展时期。但是,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与城镇分布矛盾等问题依然制约人口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协调发展,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人口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山东省不懈的追求。     

从第四次人口普查看上海市郊县人口城镇化态势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关于城乡人口迁移的汇总资料,为深入分析乡村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普查登记的迁移人口仅限于跨县、市迁移人口。并不包括市、县内各类城乡地域(乡、镇、城市街道)之间特别是县内由乡至镇的迁移。而从近些年来我国乡村人口城镇化的实际发展态势和以往有关调查结果看,却显示着两个重要特点。即:在乡村人口向市镇的迁移或转移量中,向镇的转移占着主要份额;在向镇的转移量中,近地域的县内转移又占着主要份颔。例如,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全国由县(不含镇)向市镇(市不含县)的迁移人口中,迁入镇的人口占55.32％;按净迁移量计,镇的净入量占县净迁出量的57.82％。需要指出,该项调查是把县内(含县辖镇)乡村与镇之间的迁移作为迁移处理的。     

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重要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本文构建关联协调度模型分析近15年来我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集聚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不协调逐步转向协调发展,即初期在传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而在后期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开始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收入结构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隐患,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集聚与城镇化继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

80年代是我国人口迁移特征纷繁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日趋活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迁移的流向和形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发生逆转,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小城镇得到高速发展;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区的集聚性迁移,即由外延扩展型迁移转变为内涵发展型迁移;迁移类型与机制发生变化,计划迁移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移民占居主导地位.可以认为:80年代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换阶段.这里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就我国人口迁移的转换特征及其发展的趋势进行简要分析.     

中国不同职业省际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的人口普查资料,首先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职业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也分析了不同时期省际人口的迁移原因变化以及多个因子对省际迁移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省际迁移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为生产运输类,且从事此类职业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愿意迁入高收入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因素(城镇化水平、收入和消费)、就业结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文发展指数的"拉力"作用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     

城市化与人口集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农村人口伴随工业化进程向城镇迁移和集聚的结果。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与集聚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我国，除工业化进程这一基本因素以外，国家政策对人口的迁移、集聚和城市化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城市化问题，必须研究影响人口迁移与集聚的相关政策。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2015～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宏观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造成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人口迁出省份昔日东迁人口“逆势”回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导致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呈分散化及其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分析其影响因素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已显弱化;空间因素的作用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出现减小趋势;开放度等良好的市场化及人文社会环境已对迁移人口选择目的地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各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省际差异。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甘肃中部干旱山区人口向河西绿洲迁移的可行性研究

人口迁移是影响人口分布及其结构的基本因素之一,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经济和人口与环境的协同机制有最敏感的反馈效应。因此,必须把人口迁移因子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内生变量进行综合研究。本文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将人口迁移与迁出地和迁入地联系     

分析人口城镇化直接因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直接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区域变动。但在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口城镇化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本文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一人口自然增长究竟如何影响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发生变化呢?出于需要,我们把分析对象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低于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

一、引言 因为人口迁移乃人口在地表上的移动现象,所以距离是衡量和影响人口迁移的基本地理要素,人口迁移与距离的关系,构成了人口迁移现象的基本地理内容。也因此,探讨人口迁移与距离的关系,乃是人口迁移地理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距离作为一个基本地理要素,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就是阻碍、减小人口迁移;距离越大,人口迁移减小越多。这是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的一般规律。但不同地区及其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由于所受影响因素与迁移机制的不同,距离对其影响的大小也将有所不同,从而     

中国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研究

一、引言 人口迁移是人口和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的影响因素也很多,客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心理状态(包括社会心理、个人心理)都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但在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自发性人口迁移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随着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中国人口迁移也日益活跃,自发性迁移在人口迁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一次全面提供了中国人口迁移的详细数据,使我们能够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状况。本文将以省区为基本单位,对中国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区域的经济水平、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     

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完成人口迁移与城镇化抽样调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继1985年开展侨乡开平县和恩平县两镇两区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卷调查之后,又于1986年完成广州市,珠海市、肇庆市和德庆县德城镇人口迁移与城镇化抽样调查。此项调查,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向决策机关和有关部门提供入口迁移与流动的信息、数据,为指导今后人口迁移和流动作参考的。     

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 ,而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区域差异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测算我国 1 985～ 1 990、 1 990～ 1 995和 1 995～ 2 0 0 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验证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 ,测算相应时段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情况下的各区域理论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潜力 ,并分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释放速度。     

对京、津、冀间人口移动的思考

人口移动不仅会带来人口再分布,而且对整个人口构成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深刻的影响。人口移动对源出地和流入地的影响各不一样,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也大不相同。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是研究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指针。 北京、天津两座特大城市座落在古老的河北大地上,在历史上多与河北省同一辖治,其人际联系至为密切。建国后,京、津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人口成倍增长。具体地剖析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间人口移动的关系,对研究我国人口移动以及人口城镇化,当前我国人口移动形态特点和趋向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生态问题

<正> 人口迁移是一种复杂的人口再分布现象,除了那些纯属政治性、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外,人口迁移的主要考虑因素总是基本上出于经济原因。即使微观地探究个人的迁移动因,虽然各有不同,复杂多样,但归根到底,还是出于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愿望。宏观地考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论对迁出地区或迁入地区都发生种种影响,必须对出入地区,特别是迁入地区全面考虑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了解因而发生的生态变化,按照生态规律办事,才能使迁移过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一、人口容量和人口分布的关系1.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为了减轻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压力,人们总是希望或企图人口由这些地区迁向人口疏稀地区。但是,人口迁移是否得以实现和巩固下来(亦即不发生返流现象),并从而推动迁出和迁入地区双方共同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两地区之间人口密度上的差异,而主要决定于各地区人口容量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