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体及其形成条件

民主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即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参与决策过程和任免他们的统治者。实际上,“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其含义为“人民的统治”。林肯将民主政体定义为“人民的政府,依靠人民、负责于人民”,其意蕴指向是昭然可鉴的。事实上,这样的制度还从未有过。纯粹的民主政体意味着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参与每一项决策,这将会导致全盘的混乱无序,并使人们几乎无暇去处理其他事务。这种民主的理想形式只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社会中近似地实现过。如古希腊的城邦和早期的新英格兰城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本文阐明了我国法律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生动体现;论述了被告人为自己辩护和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的具体权限、做法以及行使辩护权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指出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应该切实承担“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的义务。     

对毛泽东“大民主”思想的再认识

“大民主”思想是毛泽东在晚年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民主理论。毛泽东提出“大民主”思想的最初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后来则用于进行政治斗争。“大民主”思想存在严重误区，它违背了民主的本义，忽视了民主的阶级性，违反了民主的程序性，缺乏法律上的精确性。但是，“大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模式，蕴含着一些合理成分，被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形态。而且，毛泽东在进行“大民主”实践时，其理论思维的主观动机和价值取向是值得肯定的。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 “全过程人民民主”探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的统一。“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中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四对范畴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目标的辩证统一。     

浅析普京时期俄罗斯“主权民主”政治体制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主权民主”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由“可控民主”发展而来，两者其实质是相同的。确立“主权民主”政体的主要政治举措，按照社会中心任务的不同分两个阶段实施：从2000年初至2004年底的“可控民主”时期；2005年初至今的“主权民主”时期。“主权民主”的实施使俄罗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权民主”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符合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普京在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基础上。又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其具有一系列双重特征，成为当今时代对民主重新认识的范例。此外，它还具有过渡性、长期性和继承性的特点。     

政治语境下对“有权不可任性”思想的多重思考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幽默表述,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话语,更是建设现代政府的宣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从宏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优化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从中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微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以民主建设促进民生建设的思考

“以民主建设促进民生建设”既是一种意见表达和决策参与，也是一种社会交流机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从民生的角度来认识和发展民主，推进“以民主建设促进民生建设”，就要增强民主程序的科学化，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民主不够、民主失真的问题，同时还要提高对民主内部的风险防范意识，防止民主建设失控。推进“以民主建设促进民生建设”，就是要使公民行使人权、确保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使民主与民生能够相互促进。     

“陪都”时期重庆民族工商业者的民主之路——以“民主之家＂主人鲜英为例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陪都”重庆，有一批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或协助抢运迁川物资、或捐献抗战物资，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他们高举“爱国”和“民主”旗帜，在动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实践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民主救国，为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力量。而在民主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旧军人出身的实业家鲜英及其家人将私宅“特园”辟为“民主之家”，并以实业所得支持民主活动，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良多。     

民主的“纵向”与“横向”——析南京悄然发生的改革蕴含的民主意义

很多人喜欢将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与中国民主作比较，希望从中找到一种答案．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著作《中国大趋势》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民主”．而中国实行的“东方式”或社会主义式民主制度是“纵向民主”。“横向民主”的特点在于西方人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社会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特点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     

英国脱欧公投和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疑难

英国脱欧公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总体历史”事件。它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达成和解，民主无法化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当检视这一事件时，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倡导者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赫然在场”。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投构设人类命运，却无法应对集体选择中的非理性与无意识。英国脱欧公投实践不仅证实了欧洲民主的现实危机，而且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四大疑难。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理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中筑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根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抓手强化制度保障，实现“民主全方位覆盖”与“民主过程有序，结果有效”的运行目的，始终将人民民主贯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全过程。     

发展基层党内民主：农村多元利益格局的整合路径——以四川省江油市白玉村为例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微观基石，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农村多元利益格局下，需植根于实践，探寻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途径，实现农村多元利益的有效整合。四川省绵阳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从建立“三向”培养机制、实行党支部承诺制、设立“三级谈心组”、成立“致富合作小组”入手，加强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十六大报告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给予的肯定性评价。《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曾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内民主不但是党的生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是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八十多年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权，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其领导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权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功建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对全国的政治民主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产能过剩行业将迎来整合浪潮

实践中，实行委员会制的“一把手”把“民主”变成个人专断．把个人专断变成“多数人民主”．一人可以魔术般地变成“多数”，把“一言堂”变为“多数人同意”．是长期以来“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经常遭遇的最大挑战。     

略论苏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略论苏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张欣“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在阶级社会里，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制度。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与一定阶级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决定着其民主的实质。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     

评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

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特派员制度就是它的重要体现。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由共产国际审批;“各支部的纲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将一切会议记录按时抄送执委会,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遣拥有“最广泛的权力”的特派代表,特派代表有权参加被派遣支部的中央或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有权反对该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总之,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无限权力,“执委会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民主”概念的批判与价值重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视角

自由和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鲜明标志。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石的西方自由、民主愈发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现出其局限性，即仅仅在“消极层面”理解自由、在“资本层面”追求民主，其业已成为多数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洞察现代社会弊病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由、民主的价值重构，即强调由“消极自由”统摄过渡至对“积极自由”的追求、由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虚伪民主跃升至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真正民主，进而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实主体确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诠释自由和民主的新路径，不仅使其在理论层面具有了新的科学内涵，更在实践层面助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道路多样化、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为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奠定认同基础。     

中国式民主体系存续的内在逻辑及其制度建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决定，其中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探究社会主义民主实现路径，首先要明确中国式民主存续的内在逻辑，纵观中国民主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恪守“人本”是其理论来源、保障“人权”是其现实需求、实现“民生”是其根本目标，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