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论先秦诸子的执法观

由于古代司法不独立 ,先秦诸子希望通过强调执法以保证司法公正。为此 ,他们提出了慎重执法、秉公执法、严格执法、积极执法等执法原则 ,这些执法原则对中国古代司法和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一种结构分析

民本思想何以成立,现代主流的学术观点多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认为统治者是慑于民众的反抗,才不得不“以民为本”.这种观点忽视了信仰因素,没有注意到“天”的观念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以天、君、民三元结构为分析框架,强调重视“天”在古代民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天、君、民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因为天佑民众,而君惧天威,于是君才有了“民本”思想.因此,中国古代对“天”的信仰是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关键根由之一.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他必须同时履行基于家庭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为了化解这一冲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较为成功地确立了具有东方色彩的二者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亲情义务和法律义务并重,将亲情义务法律化,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置。古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乏立法者的机智。但是,这一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的确立也使得法律长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从制度到观念都未能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由于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并行,在履行保障的力度方面前者优于后者,这就使得社会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其独立性的发展在法律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中国古代国家有管理经济的职能。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思想,是探究中国古代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国家管理农业经济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历代统治者都懂得: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中国古代的农业管理,有以下几个方面。     

论汉武帝时期的关中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今皆然。而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我国古代社会中,水利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尤为重大。对我国古代的统治者来说,水利事业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们统治的稳定。所以,我国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重视水利建设,在我国水利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汉武帝时的关中水利建设。     

宋代商业管理中的伦理精神

宋代统治者为适应宋朝这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形势,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相关法律来加强对商业的管理。这些政策和法律既体现了宋代政府对商业的重视,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经济伦理精神和思想。     

论姜夔《大乐议》的音乐美学

学界从文学视角来研究姜夔的诗词格律者颇多,而关于姜夔的音乐思想却少有人提及。《大乐议》充分体现了姜夔复兴礼乐制度、改革雅乐及乐律、强调统治者应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在探索音响学和声乐学理论上的新见解等音乐思想。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大乐议》也体现出不重视民间音乐的缺陷。以姜夔为代表的音乐家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也促使后世对日趋僵化的礼乐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论中国古代故事制度的不成文法特征和功能

一、故事现象与故事制度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上层统治者无论是决定国政大事,还是制订一项具体的措施,乃至细小的行为举止,常常要引用故事做为其行为的依据,从而使之具有合法性。我们称之为“故事现象”。     

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双重标准

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重隐士的传统,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是礼敬隐士的。但自先秦以来,反对隐逸的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本文通过对尊隐、反隐两种历史现象的分析,发现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所使用的乃是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双重标准,而其立论的出发点却惊人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