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本研究借用了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利用专项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及其决定机制。本文的理论假说如下:第一,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第二,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上升移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本地居民和外劳,以及外劳中的民工与城镇居民实现流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第三,在求职过程中选择什么性质的部门、以何种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主要取决于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而不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本的利用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还存在制度歧视,劳动力市场依旧是二元性质的。消灭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亲缘关系影响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决策发挥影响，农民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在浙江、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调研得到的数据，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实证分析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地缘化、亲缘化特征，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了农民职业搜寻成本，正向影响农民转移就业决策；并且在中国市场化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根源与表现

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廓清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三大特征:工资差异、流动障碍及代际传承,揭示了其根源和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根植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虚化的剩余索取权使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剩余控制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约束,形成迥异于私有企业的特殊工资方程与畸高人力资本回报。同时,内生于国有企业特殊产权属性的"编制"制度阻碍了劳动力优化机制对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根本准则的执行,使劳动力资源无法在部门之间自由配置。此外,职位稀缺和人力资本的"不可测"在所有权虚置条件下激励了经理人的寻租行为,父辈的就业性质成为决定子女能否获得国有企业"进入许可"的关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际传承。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 ,教育发展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 ,由此他们开出的政策药方是政府应努力增加在教育上的投资。本文强调的则是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即如何使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 ,根据人力资本的流动也遵循着从收益率低到收益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的规律 ,通过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制 ,消除限制人力资本生产力效应的各种障碍 ,人力资本的投资自然会达到最佳水平。本文即是通过对此类地区教育的收益率、教育与个体职业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一些佐证。主要结论有:在样本地区 ,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还比较低 ,用教育来解释收入差距仍旧有很大的限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或地区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就越明显 ,同时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相应地提高教育的收益率;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最高 ,与初中相比 ,高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教育年限对个体职业选择有明显的影响 ,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模型与实证

本文基于1995~2013年中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村级数据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治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入对农村民事纠纷、违反治安条例及刑事案件有着正向显著性影响;相对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贫困发生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闲置及基层村干部数量对农村社会治安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流入劳动力的监管,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减少农村贫困群体,对维持农村秩序至关重要。     

出口技术复杂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背景,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一方面会提高技能溢价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城乡融合,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其次采用2007年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TPP数据库,检验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中国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中国城镇和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还有利于中国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同时,还有利于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未来预期报酬的提高,促进劳动者子女教育投入和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另外,随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从事高技能职业的劳动者比其他劳动者更倾向于对自身及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1996年既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个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劳动力市场第一个阶段的调整保证了工资的低增长,而第二个阶段的调整加快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些都使中国经济发挥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市场改革也使得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中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使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利于收入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小城镇建设中的劳动力流动网络管理

小城镇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是农村改革深化的客观要求,又是小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管理好小城镇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小城镇管理模式中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小城镇劳动力流动网络的形成、存在的必然性和特点入手,分析影响该网络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内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浅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解决"三农"问题,就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的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成为就业问题的重点。本文以内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了内江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点,提出了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原因。     

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本文在Eaton和Kortum(2002)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构建开放经济的多部门模型,研究了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1995～2013年中国农业和制造业贸易成本分别下降了0.65和0.60,消除贸易成本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改进空间由64.92%下降至23.12%。另一方面,消除贸易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存在相互影响,样本期间若同时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贸易成本,加总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67.98%,要高于分别改革两个市场所得到的总效应(仅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或贸易成本,加总劳动生产率平均可以提高20.51%或44.29%)。上述结果意味着在实际改革中,中国需要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能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     

积极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向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改变着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状况。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一些新趋向,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趋向,无论是对城镇化进程还是对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民族差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为例

本文运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劳务经济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用工资方程和Logistic模型考察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民族差异。研究有两个主要发现:第一,回族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显著低于汉族的农村劳动力,地区性因素对月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年工资性收入却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与回族农村劳动力相比,汉族农村劳动力在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概率要高79%。因为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务工就业比较稳定,务工就业时间长,即使月工资相差不大,也使得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务工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多的收入。     

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成都为例

成都自2003年实施"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位于全国前列,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等。本文总结了在统筹发展过程中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探讨了影响其转移的因素,提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举措。这些研究对于其他地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劳动力迁移未能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的迁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理论上,劳动力迁移是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恰恰与其相反。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和社会发展缺陷两个角度来分析为何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没有缓解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十二五”规划期间劳动就业的若干重大问题和政策取向

"十二五"是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期间应当把大力促进就业问题放在重点位置,要加强对局部性劳动力市场短缺背景下的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协调,做好法定退休年龄调整的政策、法律等准备工作,加强新一代城市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工作,以工会改革为重点,完善企业劳动关系和初次收入分配。     

时代推动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中国正在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骤变。在这场改革浪潮中,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的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就业岗位的增加。但在劳动力供给高潮、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方面的压力下,就业矛盾依旧突出。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仍不适应当前就业形势的需要,很多问题还是存在,例如持续的高失业率、农民工问题、收入保障等。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

采用197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自身生产率提高4.4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11.74%)和农村劳动力转入地(16.1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一方面是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是集聚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即效率效应。本研究既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也为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实证结论。     

积极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向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改变着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状况。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一些新趋向,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趋     

组织性转移? 自发性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初探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式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质量——收入和稳定性。不同的转移方式对劳动力转移的质量有不同的影响。笔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性转移在稳定性方面优于自发性转移,但是在收入方面不一定优于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性转移,甚至劳动力的自发性转移在收入方面会优于组织性转移。而针对我国具体国情,组织性转移方式更加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