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琏真伽发陵与宋末越中遗民诗社

通过考察杨琏真伽发掘宋六陵的过程及其对越中遗民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杨氏发陵与越中遗民诗社之产生存在因果联系.越中遗民诗人因杨氏发陵的机缘而团聚在一起,吟咏唱和,成就了越中文人结社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     

论宋代文学会社的繁荣及其原因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总其生平之志，除著述、授徒之外，广交天下友也是他们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皖中诸遗民即是其遗民朋友中的至交。由于特殊的身份及时代背景，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有着丰富的历史蕴涵，除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外，更重要的则是以“交游造士”作为救世方式之一，是其经世理念的体现，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典范意义。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

文学作品是作家本性、人格精神的复现。江西遗民词作为江西遗民词人群个性、心灵之诗意表现 ,其中所表露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重整乾坤的雄心与壮志、对自身归属感的积极寻求和对自己所处时空的理性反思、及对社会人生的执著与关注等内容 ,正是这个词人群体在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豪逸之气、忠义之心、耿直之性等群体特征的文学表达 ,具有鲜明的地域共性与特色。     

日落余晖尽，西山觅幽情——清遗民行迹考论

民国取代满清之后,隐居不仕是大部分清遗民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然而这些隐居不仕之清遗民的生存状态又不尽相同：他们或以著述修纂为事,通过汇编前朝遗民资料,达至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或结社唱和以自遣,在气类相投中寻求慰藉,坚定遁隐之志;或托身释道以应世交,借缁衣道冠寓其“高洁”之志。这些不尽相同的生存状态背后隐藏着清遗民不同的心态,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变迁。     

绍兴的文人结社

绍兴号称文化之邦人才荟萃之地,从于越到近代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究其原因,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绍兴特定环境有关,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我认为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的兴盛(将另撰文细述),二是文人结社之风浓厚,有力培养和促进了人才的成长。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徽州路遗民诗人群考论

本文详细考证了元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成员构成、生平经历及诗文成就,明确指出浓厚的理学背景不仅是该地遗民诗人群的重要特征,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是元代理学与文学关系的具体体现,从而明确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价值和地位。     

20世纪清代文学研究概观

概要评述了20世纪中国清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和学术价值观向西方转型,清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前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清代小说戏曲的研究较之于前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清代的诗文研究遭到长期的冷落,直到钱仲联先生80年代后的倡导,其才开始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而整个清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正是在80年代后,结束文革浩劫和全国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创建及其文化意义

清嘉庆年间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 ,改变省城无屈原专祠的局面 ,使“湖南乃屈贾之乡”得以名实相符。此举的文化意义有二。一是将湖湘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由北宋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二是将岳麓学术由朱熹、张木式向上溯于周敦颐 ,最终确立了湖南学术道统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长随形象

长随是清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社会地位低下,长期遭人唾弃;但另一方面却有众多的人群想方设法挤入这一群体。《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多则笔记跟长随有关,从中可看出纪昀对长随是怎样的态度,以及长随在清代的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