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差异对区域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36个行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97-2012年辽宁省工业企业数据,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且不同工业部门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明显;中央与地方投资、港澳台以及外资均未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产生积极影响,而个人投资则能够有效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进而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的协整研究——基于江苏省的数据

首先基于Jeffrey Wurgler模型,采用江苏省1995-2007年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度量了各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出资本配置效率弹性值平均为0.4844,高于山东省和全国水平。进一步对资本配置效率弹性值与金融相关率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具有协整关系,且滞后1期时,资本配置效率弹性值是金融相关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经济资本配置框架研究

信用风险管理则是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之一,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管理和配置是我国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中关注的重点现实问题。论文针对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主要方法,构建了一个"信用风险模型选取及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算-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分配及评价"的基本配置框架。并基于该配置框架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福建省资本配置效率与行业差异研究

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之际，中国政府实施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由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取决于资本存量的积累与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更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资本的配置效率，因此，如何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则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从总体配置效率、年度配置效率和行业配置效率等三个方面，多角度探讨福建省近年来的资本配置效率，可以为福建省有效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政策导向。     

基于VaR和ES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比较分析

经济资本配置是商业银行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为了研究在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中,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和预期短缺（Expected Shortfall,ES）这两种风险量度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借助于信用组合损失分布的Vasicek单因素模型框架,对VaR和ES两种风险量度下的经济资本配置实现方法进行推导,并通过案例,对这两种风险量度在经济资本配置上表现出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由ES确定的经济资本比由VaR确定的经济资本要保守,但基于ES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比基于VaR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更能反映资产的风险特征,更便于实施。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取决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受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程度与开放水平、资本形成机制等的影响。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源于不同的区位条件所具有的区域资源的聚集效应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分析影响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原因,寻找提高落后地区资本配置能力和效率的途径以及政策措施,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以Jeffrey 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为参考,结合福建省两个区域（9个地级市）1997—2009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模板数据集,对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分析福建省区域资本各年度的资本配置效率及波动的原因,然后分析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从投资环境、产业结构、非国有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提高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充足率和经济资本收益率管理研究

在巴塞尔资本协议框架下,综合研究了商业银行在满足了监管资本配置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根据监管 资本配置的基本原则进行经济资本配置优化管理的问题,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于近年来得到了较 好的改良,并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今后在通过发行次级债券等渠道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同时,应进一步关注资本 收益率和股东附加价值的提高。     

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城市群的分析

城市群经济是现代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引进外资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的资本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除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程度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与资本配置效率在三大城市群中均呈现负相关,中西部城市群国际贸易的加深有利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鉴于此,中西部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度,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以此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基于Pareto效率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通过实证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应用Pareto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其分析结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必须克服制度缺陷,创新和完善制度安排,转变政府职能,促使资本配置合理化,使配置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负债或租赁:人力资源会计的可行方法

鉴于人力资源会计的各种计价模型和核算方法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行,该文论证彻底的负债观或租赁观最符合人力资源实际和最简单可行,提出完全把工资报酬看成负债利息,除以银行贷款利率得负债额即是人力资产价值的计量模型.论述了人力资本一般不可能有与物力资本完全平等的剩余索取权,仅当净资产收益率较高时,才可能讨论同等的超额剩余索取权,并给出了此分界点收益率的理论公式.     

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经济,智力资本在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论证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则有助于利用智力资本创造价值、提高企业绩效.论题研究对象为2007-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智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以智力增值系数法测度智力资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我国企业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智力增值效率在各行业间存在着差异,智力资本各个组成部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以期为我国企业合理配置资源、通过有效开发和利用其智力资本提升企业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际借鉴.     

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0—2019年全球131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等数据构建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指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贸易网络中心性水平提升,该国国际证券资本(净)流入将受到抑制;抑制作用的机制通过影响股票和债券的国际投资得以实现,次贷危机期间及发达国家所受到的抑制效果更趋明显;抑制作用的强弱受各国的股市波动率、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贷款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套利因素将促使资本经由处于贸易网络中心的国家流到边缘国家。我国应结合贸易网络中心优势产生的外部影响力和控制力,优化政策体系,提高国际证券资本配置效率。     

流动性视角的银行资本结构研究进展

银行流动性与清偿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这种关系与银行外部经济环境交织在一起使流动性风险成为引发银行危机的根源之一,从流动性视角研究银行资本结构也因此成为银行财务和银行监管文献的重要动向。论文回顾了银行流动性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对流动性保证、流动性创造、流动性危机与银行资本结构决策三个主要关系的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意在对我国银行的资本监管和稳健经营提供某种借鉴。     

商业银行功能解构与重组：一个效率提升的新视角

资本市场与银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银行优质客户的不断减少迫使银行寻找提升效率的新途径。受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各机构分工与协作共同完成资产证券化的启示,把分工与协作延伸至银行间接融资的价值链,或许能够提升商业银行的效率。沿着银行间接融资内在的价值链重新设定其功能,使其成为该价值链上最有战略优势的一个环节,先把其解构成一个单一功能银行。单一功能的银行是各种形式的控股公司的基础。单一功能的银行是否组成某种形式的联合体,甚至全能银行,取决于企业相对于市场的成本优势。     

混业经营体制的风险与效率--以金融功能观点为主线的文献评述

金融经营体制的演变,其本质是金融基本功能竞争性配置导致的金融分工深化.各种支持或反对混业经营的观点,从根本上可以归纳为对两种经营体制提供金融基本功能过程中的比较成本的不同理解.混业经营体制的比较成本优势在于范围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比较成本劣势在于利益冲突和风险传递.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测度研究

次贷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凸显了研究一国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从全局的视角对银行系统的潜在损失进行衡量,文章借鉴投入产出分析中列昂惕夫逆矩阵求解的思路对传统矩阵法进行改进,求解风险传染逆矩阵,构建银行风险传染测度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危机传染具有明显的乘数放大效应,核心资本和损失率的大小是银行能否承受风险的关键。为了确保银行能更好地抵御系统性风险,监管当局应实施宏、微观审慎监管并重,同时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