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的庞杂与有序

民间信仰是指存在于非官方社会层面里的、有一定历史传承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崇拜各种神灵的信仰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主题而非偶像神为由的祭祀仪式.原始社会没有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晚于原始宗教的形成.民间信仰不是宗教,也不是民闻宗教,它属于宗教之外的信仰体系.民间信仰人群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第三类人群,即信神不信教人群,并且是现代社会里不断增长的人群.     

试论近代昌都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1840－1949年）

中国藏区的民间信仰中神灵众多、由来庞杂、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经历漫长岁月而世代传承。它们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影响,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在简要概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近代史(1840~1949年)上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坛庙后,认为昌都人民的信仰习惯,与藏区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在中国藏区众多的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从碑刻看张掖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

在中国寺庙宫观的香火背后，在聚礼共拜的清真寺和敲响祈祷钟声的教堂之外，还有一个分布在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民间信仰群体。这个庞大的多民族群体中的普通民众，分别以家族、宗亲、村寨乡里为根基，世代传承着他们的信仰观念、信仰习俗，度过他们异常纷繁复杂的信仰生活。复杂多样的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是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民间文化空前繁荣的组成部分，它们实际上是宋代以来民间文化高潮的延续。这里所谓的民间信仰，指的是普通老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它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教规，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

佛教传入卓尼之前,当地先民信仰原始土著宗教和苯教,并在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在藏传佛教占主流地位的今日卓尼,原始土著宗教和苯教的信仰习俗与生态实践的遗风仍在民间社会盛行.本文论述前佛教时期卓尼的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面貌.     

萨满教思想与达斡尔族习俗文化

每个习俗文化背后都有很深的宗教思想影响根基。因为信仰观念一旦形成,便会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在当时的传统习惯和观念、道德风尚中,以其承前启后的作用给后代民族的习俗文化以重要影响。古老的萨满教便是这样深刻地影响着达斡尔民族的。无处不在的萨满文化萨满教因其巫师“萨满”而得名,它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内容,以一定的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的一种原始宗教。历史上,包括达斡尔在内的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都信仰萨满教,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对萨满教的信仰甚至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至于今…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是怎样选定的

在具有古老传统文化习俗的高原雪域,藏传佛教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创立的一种独特的传承制度,它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集团为解决自己领袖人物继承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的特殊的制度。藏传佛教中产生的第一位转世活佛,是公元十三世纪的噶举噶玛巴希(生于公元1204年)。至于由他开始产生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背景,许多藏学家有很多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民俗视野中的广西那坡壮族民歌

广西那坡壮族民歌是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盛开的艺术奇葩,它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民俗文化环境之中,生产习俗、节日庆典、人生礼仪、民间信仰、交际娱乐等等民俗活动对那坡壮族民歌的生成、传承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京族独弦琴艺术生态研究

京族独弦琴是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盛开的艺术奇葩,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包括族群交往、生产习俗、节日庆典、语言习俗、民间信仰等等在内的人文生态环境对独弦琴艺术的生成与盛衰具有重大影响。     

人类学、社会学民间信仰研究的结构范式与视角创新

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本文回顾了民间信仰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视野的历程,对这一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弥漫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范式进行了系统解读,凸显了民间信仰的结构特性和主体价值,探讨当代民间信仰的概念范畴、互动结构和变迁机制上面临困境和挑战.通过引入“嵌入性”等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进路,可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视角转换与研究创新.     

精神信仰与音乐——对民和嘛呢经的调查研究

乡村妇女念唱嘛呢经,一方面有着民间宗教祭祀娱神的祈望,另一方面也有着教化的观念及民间文化传承的功能。作为广泛流传于青海东部农业区及部分与甘肃接壤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嘛呢经是一种依旧存在的活态音乐文化资源。它伴随着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脉络,真实反映出西北特定地区民众尤其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及社会生活,具有十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意蕴。     

传统民间信仰的生态蕴涵及现代价值转换

生态问题是一种跨学科领域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从生态文化的视角观照民俗文化,传承于我国民间数千年的信仰民俗最能体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民间信仰习俗中涵载的大量具有原始思维特点的观念及信仰形式,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生存体悟,烙刻着鲜明的自然崇拜、图腾与敬畏的足迹,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其对整个生态文化系统的形成、演进、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建构和影响作用.     

试论民俗文化

一、题论。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关于民俗文化,似可这样定义:民俗社会中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的总和。如年节文化、婚丧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诸文化形式及其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均属民俗文化的范畴。民俗文化虽然与官方倡导的官方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转化的密切关系,但仍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人民群众出于一种完全的自觉自愿,自发地创造、应用这种寄托思想,表达愿望的文化形式,并使之世代相传。在传承中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演变。民俗文化对社会成员具有特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其传承与维系取决于心理信仰、传承力量、习惯势力和从众心理等因素。     

论汉族民间信仰的功利性

汉族民间信仰中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占卜风水、禁忌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功利性的特点.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民众心理的失衡,汉族地区宗教的宽容性等.     

精神信仰与音乐--对民和嘛呢经的调查研究

乡村妇女念唱嘛呢经，一方面有着民间宗教祭祀娱神的祈望，另一方面也有着教化的观念及民间文化传承的功能。作为广泛流传于青海东部农业区及部分与甘肃接壤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嘛呢经是一种依旧存在的活态音乐文化资源。它伴随着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脉络，真实反映出西北特定地区民众尤其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及社会生活，具有十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意蕴。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

自从十七世纪末叶和清代初年,随着中国萨满信仰习俗被介绍到西方,引起西方学者对阿尔泰语系广袤世界同类民俗事象的关注,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学者们对萨满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使萨满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正

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桂西和滇南一带壮族民间一直流传着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开创农耕、安排秩序、规范道德、构建和谐的神话传说,民间麽公一直传唱赞颂布洛陀历史功绩的经文;一直传承着始祖布洛陀崇拜信仰及祭祀习俗。近10年来,壮学研究者对壮族民间的布洛陀信仰、经文和祭祀活动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民间流传的布洛陀神话、经诗和布洛陀习俗进行梳理,诠释其中的文化内涵,阐明其信仰的性质、定位与演变,揭示了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对于始祖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面貌。从理论和实践上辨正互联网上所谓的始祖布洛陀编造说之谬论。     

宁玛派"密咒师"

藏传佛教宁玛派中被称做"密咒师"的特殊群体,既从事正规的宗教活动,又娶妻生子参加日常的生产劳动,兼具宗教职业者和普通俗人双重身份.这些密咒师的活动与苯教、巫术和藏族民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藏族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习俗最具典型的代表之一.     

壮族人文始祖论

人文始祖是民族的始祖神和文化创造神。汉族神话中的人文始祖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已历史化。壮族的人文始祖洛甲、布洛陀仍在民间口传神话、古歌和民间信仰及宗教经典中传承。     

藏族箭崇拜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藏族的民间宗教观念中,日月星辰,雪山湖泊,风云雷电,草木水火都有精灵,都是神物,都可成为崇拜的对象。在这些崇拜习俗中,对“箭神”的崇拜习俗可以说是最具广泛性和最具特色的,那么,这种崇拜习俗在藏族人的社会生活中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它是怎样形成的?其所包容的深层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不妥之处,还望藏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