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权内部控制方式的改革难题与破解路径——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长期以来,在检察院内部对公诉权的控制方式主要有层级审核、案件讨论、错案责任追究、指标考核,前两者属于过程控制,后两者属于结果控制。这种方式有利有弊。针对其弊端,中央决策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制度方案,即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和业务考评机制的改进。但是制度文本在与司法实践对接时却产生了异化倾向。改革难题的破解和改革方案的深入推进,需要以过程控制的规范化和结果控制的理性化为重要抓手。前者表现为找准过程控制的关键节点,合理配置公诉权,严格限定层级审核的范围;减少案件讨论的数量,提高案件讨论机制的规范化程度。后者表现为把握好业务考评适用限度,进一步完善考评指标;厘清"错案"标准,理性追究错案责任。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考核评估的理论思考

在阐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考评体系的内涵、功能和作用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提出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考评体系应遵循客观公正、分类考核、分工合作、按级负责、全面适度、突出重点、双向考核、滚动推进的8项原则,以及制定考评方法的常规考评与集中考评相结合、定量考评与定性考评相结合的两个思路,并对如何进行考评结果分析、制定纠正偏差措施进行了论述。     

知识型员工绩效考评方法选择

知识型员工绩效考评要坚持绩效考评与组织战略相结合、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合、体现差异性、重视反馈沟通和绩效改进四大原则。在绩效考评过程中,需要兼顾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把目标管理法、关键事件法、360度考核法、关键绩效指标法四种方法结合运用。     

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绩效考评体系构建研究

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是创新内部管理机制、实现深度融合的核心举措。由此,需在国家构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的具体要求下,依据县级融媒体中心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地方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水平,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组织构架、岗位任务、工作内容与流程等因素进行全面衡量;需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愿景的基础上,综合设置政治导向、业绩、态度、能力、新媒体技术运用水平等考核指标及评价标准,并通过与员工持续、全面反馈沟通,对相关绩效考评指标与应用等考评体系框架进行调整,最终构建形成较为稳定的、符合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及县级融媒体中心个性特征的开放性的内部绩效考评体系。     

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在对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概念、功能、特征、分类、原则和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的基础上，着重就省、州（市）、县、乡四级政府和省、州（市）、县三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设置和考评等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实施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保障措施。     

媒体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建构探析

媒体绩效考评,是指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媒体绩效进行考核并作出综合评定、评价。媒体的绩效考评不同于一般企业和一般公共组织,更不同于对组织员工个人的考评。对它的考评,既要关心其社会效益,也要关心其经济效益。本文运用德菲尔法、层级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方法,构建了媒体绩效考评的“资源资产潜力、经营管理能力、结果效益实力”3项一级考核指标和18项二级考评指标。     

关于我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的几个基本问题

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价,如果不能做到全面、科学,其正向功能便会退隐,负向功能便会凸现.构建科学的能够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高校教师考评制度,需要对新中国高校教师考评制度的历史及实施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需要对制定高校教师考评制度的人性观、教师观进行反思,需要明确高校教师考评制度应坚守的基本理念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金融营销技巧》课程考评体系的构建--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

《金融营销技巧》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考评模式和建立在“知识本位”基础上的考核方式,很难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做出客观的评价,这势必要求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型课程考评体系。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金融营销技巧》课程考评体系是在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和模式的基础上,对考核的内容和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实现课程评价内容的多元化以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注重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考核,突出能力本位,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

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责关系的改革,是通过重塑权责关系,达到以“责”束“权”的目的。但这项改革未解决检察权运行的动力问题。职业化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从根本看是一项重要的职业保护制度。我国近年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出现了目标背离,该制度有沦落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辅助性制度的可能。对此,有必要明确检察官司法责任制与检察官惩戒制度各自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从检察官惩戒审理程序、惩戒依据体系建设、惩戒措施体系完善等方面完善检察官惩戒制度,实现检察官制度的良性发展。     

从部门本位回归到基本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论审判对象的变更及其控制

在强调诉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构造下,无论法官还是控诉方,其权力均被设定了合理的界限与范围,体现一种分权制衡的机理,显示一种对被告人防御权利的保障的理路。审判对象发生合理的变更,主要基于两种理路,一是“起诉变更主义”,二是“审判对象狭义论”,进而表现为内容、性质及方式上若干类型的变更。面对审判对象变更,利益受影响最大者是被告人,故而要将审判对象变更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与正当程序中,有效防范突袭性审判的发生。我国现行审判对象变更实践缺乏合理的控制机制,并常常表现为法院与检察院的一种“沟通”,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审判对象变更程序,对审判对象变更实行正当性控制。     

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夯实和谐检察的工作基础

建立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的框架,主要涉及检察机关组织系统的重建和检察官内部工作机制的重构两个方面的改革。在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首先要在工作机制层面实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有利于增强法律监督合力,提高抗干扰能力,推动和谐检察工作机制建设的进程。     

我国检察官的性质、职业特点及其职权配置的再思考

检察官制度的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的检察权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的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检察官的性质、职业特点和职权配置的内容。我国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即简单地把检察官视为行政官或司法官，这种观点没有从我国检察权所包含的特有属性入手分析问题，因此它不符合中国的政体和现行法律体制。     

检察制度起源再探

现代检察制度源于欧洲,进而又被推及到世界各国.而最早建立检察机关和确立检察制度的国家,当推封建社会时期的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仅仅相隔一道不足30公里的英吉利海峡,均继承了起源于西欧大陆的日耳曼习惯法,但在中世纪晚期却分道扬镳,一个成为普通法系的发源地,而另一个则被奉为大陆法系的肇始国,其检察制度的发展道路迥然相异、各具特色,本文试对检察制度的起源进行考察.     

论构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基本思路

民事公诉制度是许多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予以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严重侵害民事公益的问题,并且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所以,在我国建立民事公诉制度十分必要。我国的民事公诉制度应由检察机关以公诉人身份提起,其起诉范围主要为几类特定的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试论行政公诉制度

从国内和国际方面来看,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有其必要性。行政公诉人应由检察机关担任。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设计我国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关于行政公诉制度,还应有相关具体措施。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权力制约视角下的苏联一般监督制度

一般监督制度源起于苏联,是苏联检察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并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的标志。苏联没有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但同样需要解决国家权力的制衡问题,为了有效制约行政权,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制度应运而生;＂议行合一＂体制下,苏维埃将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授权给检察机关专门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则主要由一般监督制度承担;苏联高度重视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苏联法制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完善的立法,而且还需要法制得到统一和正确实施,一般监督制度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保障苏联行政法制得到实现。在当前探索检察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的背景下,有必要系统研究苏联的一般法律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