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述论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 ,从信用合作社入手 ,先在河北进行试点 ,之后将合作制度推广到皖赣陕川 ,成为复兴民国农村的最重要一支民间力量。它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 ,予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民间团体以借鉴 ,对于今天关注“三农”的人们 ,也有很好地启发     

华洋义赈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在合作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高利贷的盘剥。但是,从这些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来源和构成状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其微小,转而不得不依赖于社外资金,而社外资金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支撑又极不稳定,从而限制了合作社对农村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华洋义赈会与早期河北信用合作事业

1920年代初期,为救济中国农村,华洋义赈会开始在河北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早期发展中,华洋义赈会以社会团体身份,给予河北信用合作社以资金支持,创建了一套有效的合作社管理与风险防范机制,保证了早期河北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平稳运行,为30年代以后合作事业在全国的大规模推广起到了经验积累与示范作用。研究河北早期合作事业的组织管理与贷款机制,对当前我国农业合作事业金融问题的解决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华洋义赈会开创中国近代农村合作事业探析

在中国的合作运动中，农村合作运动较为发达，而其中信用合作社又获得了更突出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由中外人士合组的赈灾慈善机构华洋义赈会利用赈余在河北等省农村大力倡导信用合作社，以之为中介，低息放款于农民，无论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是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有一定积极作用，因而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并成为以后各省效法的榜样。如是，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农村倡办的信用合作事业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合作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对中国以后的合作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

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以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为主要工作的社会团体。从 2 0世纪 2 0年代开始 ,该会比较成功地将西方合作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通过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 ,为把农民组织起来 ,吸引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促进一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该会在中国广大农村倡导并推动成立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合作社 ,成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民国湖南华洋筹赈会研究

湖南华洋筹赈会存在于1921-1924年,主要从事筹赈、急赈、工赈、米禁等灾害救济活动.它是当时一所新型的近代义赈机构,以典型的官绅合办模式运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和浓郁的近代化气息.它是此间湖南灾害救济的主力军.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民国华洋义赈会河南灾赈述略

民国时期 ,河南灾荒严重 ,在政府救荒不力的情况下 ,“义赈”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不仅国内的慈善人士积极参与 ,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力量也加入了赈灾的行列。华洋义赈会在河南组织了多次灾救活动 ,它先进的救灾理念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如造林、建桥、修路等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的生活环境 ,对政府救荒确实起到了襄助的作用     

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个案解析:论"定县主义"

"定县主义",是对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中颇具影响.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以和平的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使命";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将"定县实验"模式推广全国.     

我国出生性别比与生育观念现状分析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的人口问题之一。它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人们生育观从整体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地继续转变。     

1980年代以来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主要是在合作主义与合作思想研究、国家—社会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与乡村现代化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的脉络中进行的。农村合作运动的经济功能与区域特征,农村合作运动中的民众参与、社会动员、政府行为与小农角色变迁,仍是今后研究亟待突破的研究领域。     

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研究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金融逐步深化,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金融深化出现减缓甚至部分逆转现象。通过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实证分析,文章指出造成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原因是市场失灵,而不是政府金融抑制,认为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放开部分非正规金融,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合是遏制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有效途径。     

浅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思路——由美、日、印多元农村金融制度所得启示

美、日、印的农村金融制度,有较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能够多渠道地为农业经济服务.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借鉴他们的经验,通过改革,最终建立起一个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规范的农村金融市场.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村问题和农民教育的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次可贵的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是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从事乡村教育的目的、手段、理念及思想认识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其经验和教训为今天从事乡村教育改革的人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基本理论研究述评

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涵义与特征、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背景、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创新与实施条件、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主要形式与基本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加以整理,分析这些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提出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中国出现新乡村性？——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喜欢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前往乡村地区休闲度假,给旅游地理学和休闲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为研究中国新型的甚至是未知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新的休闲度假趋势主要产生于大中型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郊区为例,研究新型乡村旅游在城郊地区的发展,在保留和修缮传统乡村景观的同时,也产生出新型景观。旅游的发展促使乡村地区结构重组,建立了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与当地农业发展之间的新联系。从中区分出两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一种是为了适应当地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开发且相对独立的小型农家乐或乡村旅游景点。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既有利于当地发展支柱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也为城市居民重新审视乡村世界提供新视角。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旅游资源利用研究

我国乡村旅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较好的成绩,并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环节,自然型农事活动、农村的人居环境等各种旅游资源的凭借要素应得到综合配置.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开发规模小且档次低、产品开发程度粗浅、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等资源利用问题;提出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对资源进行因人而异的开发,需要构建核心产品域、辅助产品域、扩张产品域三个层次的产品体系;促进旅游开发与生态资源的有机结合,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