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意向性与行为性——《法哲学原理》中的自由意志分析

《法哲学原理》是关于权利的哲学。黑格尔通过抽象的法、道德、国家三篇的论述阐明了自由意志或者说自由从客观、主观到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在其客观精神阶段实现了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绝对精神内涵，而这其中法哲学从其理论原点自由精神出发完成了自身的运动过程。通过法哲学中对作为人之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分析，来透视对法哲学的基本理念的理解。     

近代自然法的自我扬弃--霍布斯、卢梭和康德自然法理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三个启示

探讨近代自然法理论和黑格尔法权思想的关系时，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后者对前者的批判，本文则尝试换一个角度谈谈二者的承继关系。黑格尔将自由意志的理念规定为实现社会生活与政治结构中理性法则的存在论起点，这是深受近代自然法理论影响的结果，这一影响突显于近代自然法对黑格尔的三个启示：霍布斯认为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无法彻底施行，我们要贯彻自然法就要把自然权利的世界转变为市民法的世界，这启示黑格尔关注自然状态的否定作用；卢梭提出通过普遍意志为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的奠定基础，在普遍意志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自然法，这启示黑格尔思考用新的自然法来保障现实社会的自由；康德提出通过个体的理性自由意志构建合理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体制，这启示黑格尔把自由的理性法则归之于意志，并且采用自由的理性法则来显示权利或法的内容。     

反思权利的基础——一种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解读

康德的法权思想旨在反思现代法律、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为权利本身进行奠基。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澄明权利的起源问题,提出权利的基础在于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定是自由,而权利体系的构建在于最终走向宪政正义。     

试论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学说

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重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本文试就此问题的内在逻辑作初步探讨。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结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康德的法哲学建立在他的伦理学的基础上。权利（这里指法律权利，即法权。下同）体现和保障先验理性（以道德自由为核心）。它最终来自先验理性所颁布的“法律”，是为了在先验原则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协调起来。这就是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     

幸福与自由:论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伦理生活

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西方伦理学说的体系,黑格尔则为集大成者。但是黑格尔对伦理生活的阐释与亚里士多德不尽相同,一方面,黑格尔跟随康德将德行与动机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中解放出来。其中,黑格尔将抽象法中的客观义务和道德法中的确定动机行为相结合,个体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获得德行。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对自由意志的推演将国家作为个体实现自身的最高形式,个体最终在国家中获得政治公民的身份进而完成自身在客观精神的教化。在这一点上,黑格尔运用自由理念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念。     

试论牟宗三对康德自由意志的改造

会通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是牟宗三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会通过程中,牟宗三把康德哲学的某些概念做了相应的改造。其中,对“自由意志”的改造至关重要。牟宗三通过对人拥有智的直觉的肯定使“自由意志”成为可知,通过对性、情、心的提升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能动性改造,又借助有限心向无限心的跳跃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超越性改造。使先验道德能够得以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康德将道德法则孤悬的缺憾,但同时也冲淡了蕴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无限张力。     

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美国式自由民主抑或古典精英主义

在施特劳斯的视阈中，古典政治哲学也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由于认识到了自然正当的界限而避免了虚无主义的--r~g，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则因对主体性和个体权利的过度强调而可能导向虚无主义。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是一种“普世皆贵族”式的、以对自然正当的遵循和敬畏为基础的文明理想。对于这种理想图景的实现，施特劳斯寄希望于“自由教育”，但实际上，“自由教育”能否有助于其理想图景的实现，还要取决于哲学的可教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黑格尔的解放伦理与历史主义意图

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逻辑体系的构成部分，是其历史主义获取客观性的重要环节。自由意识发展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世界历史。作为伦理之本质的自由，其实现样态勾勒出原始的、反思的、哲学的历史，分别对应了直接、反思、伦理这三个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则将其法哲学视为揭示这些阶段之特征和实现路径的科学。通过黑格尔对启蒙政治的抽象解放的批判，作为“外部国家”的市民社会被要求向着更加真实的普遍性升华。然而，黑格尔以现存政治的合理性来终结解放伦理的意图却成为了历史本身的阻碍，现实中主体趋向自由的绝对进程必然将其逻辑体系和辩证法推向更为真实的解放情势。     

康德式自由:人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是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大主题。康德提出了一种作为“世界知识”的实践人类学构想,在该构想中,自由不是处于本体界当中的先验主体的特有性状,而是生活在自然世界中的人所应达到的道德理想。与康德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相比,人类学中关于自由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解说在终极旨归上是一致的,但却避免了前者当中包含的诸多困难。因此,人类学中对自由的解说更好地体现了康德自由观的真正意义和持久价值。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申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     

论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意志自由

康德论证了先验自由的客观有效性,此后又用道德律作为绝对命令来对其进行约束.最后,通过意志为自身立法的意志自律有效地统摄了作为自由消极方面的先验自由及作为自由限制方面的道德律,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凝练了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论.     

论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自由概念

黑格尔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涉及《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等众多文本,文章出于两个理由将重点探讨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的自由概念。1.在《法哲学》中,黑格尔最完备地论述了自由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2.其他文本对自由概念的分析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文献,相比之下,对《法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却著述不多。文章以意志这个概念为出发点,通过对意志概念的变迁,阐述在每一阶段与之相对应的自由的阶段,详细阐述黑格尔的自由观。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中自我观念的扬弃中发展出来的,是将近代的主体性原则与古希腊的伦理社会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自由观。     

道德实践的蓝图--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与自由

康德的实践哲学试图内在地从人自身发掘可靠的道德权威,它始终围绕着人的自律和意志自由展开,把这种权威内置于人,人虽然是有限的存在,也同时是超越的和自由的存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值得期待并为之努力的道德蓝图.     

康德目的王国的当代解读

康德以善良意志为其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为最终依据,超越经验的局限,建立起以内心信念和道德律令为原则的道德王国即日的王国.文章通过对康德目的王国的建构进行逻辑的梳理,试图阐明:人是理性的存在,具有内在的、无与伦比的尊严和价值,理性人必须遵守道德法则.     

康德道德法则及其实践意义

道德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重要的概念之一。从康德对道德法则总的论述来看,道德法则就是理性法,其与自由、意志、至善等有着密切关系。道德法则是一种"应该"的命令,但是不一定遵从。所以,在实践中,要使行为准则能变成普遍规律,就要遵循道德法则实践路径内在的规定性。     

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路径

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哲学立场的真正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的一项重要主题。马克思通过论述德国的政治、现代国家与黑格尔法权哲学之间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有关法权与政治的批判何以对准黑格尔法哲学的原因;通过拆解黑格尔构筑的观念与现实的"圆融体系",批判了黑格尔虚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方式,指认了黑格尔国家形式主义的困境,重构了哲学与城邦、哲学与现实的关系。     

"活的形象"与席勒的政治美学

康德的原则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契机: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康德哲学中,以“自然”与“自由”,或曰“是”与“应当”的分裂而出现。“判断力批判”则是康德弥合分裂的桥梁。美学问题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于席勒,康德的“休谟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的背景,而康德本身也成为了问题,这就是席勒的“康德危机”[1]。更重要的是,席勒焦虑的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粗野暴戾的自然暴力,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专横的道德法律,一个是“野”,一个是“蛮”,自然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所构建…     

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等级”概念

通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等级”的相关论述阐明了“等级”概念的具体含义。黑格尔在精神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构框架下论述了等级理论，展现出理性的机巧。市民社会孕育分化出来的殊多等级由于在理念和现实上的缺陷，必须被纳入政治国家这一更高阶段，实现现实的自由。逻辑和现实的距离终未使伟大人物黑格尔的社会政治理想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