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韧性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22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城市经济韧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可以直接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中介效应,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发展有助于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有空间溢出作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城市经济韧性对本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备的时间累积效应在不同城市特征下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密度、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空间集聚是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城市走集约发展之路,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和卫星夜间灯光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密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城市密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区域的数据样本均证实了这种正向作用是稳健的,研究结论为城市密度效应提供了证据支持。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城市密度通过贸易成本、厚劳动市场、知识溢出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知识溢出发挥了最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城市密度效应还受到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城市集聚中获益更大。研究结论为精明增长的城市集约发展模式提供了经济学微观机制的解释,精明增长模式符合新型城镇化注重质量内涵提升的战略导向,结论证实其可以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之一。     

互联网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合2008-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门槛分析发现,互联网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当互联网低于一定水平时,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减弱趋势;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成本、产业结构水平和外部监督力度是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数字中国建设、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部门如何运用政策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创新活动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转型发展需求,以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出发点,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这种驱动力尤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宏观-微观”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化改善效果,在宏观上能够提升地区风险投资活跃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能够提升企业处理信息能力并降低创新活动风险,这些增益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创新项目的开展。市场化程度是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重要外部条件,“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的双重拟合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展现出更大的促进“加速度”。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黄河流域经济绿色发展对于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创新型城市作为区域创新资源、要素和活动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为此,作者基于黄河流域2007—2017年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黄河流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终发现：(1)黄河流域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显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且这种效应存在两年的滞后期;(2)黄河流域内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变迁、创新环境优化这两条途径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流域内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与创新建设城市的规模和其在流域内所处的区位等特征密切相关;具体为这种影响程度在中游地区城市中最强、下游地区城市中次之、上游则最弱;同时流域内小城市创新型建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比大城市更强。     

黄河流域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常见现象,这对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的效应比较、作用路径以及城市类型差异三个方面,详细探究了黄河流域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不同模式资源型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多样化集聚有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专业化集聚却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2)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样化集聚通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路径正向促进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专业化集聚则是通过效率变动正向影响该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3)分城市类型探究,多样化集聚能够同时促进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专业化集聚既不利于资源型城市,也不利于非资源型城市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黄河流域的企业应多元化发展,积极学习其他企业完备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促进资源有效结合,同时鼓励企业向关联行业延伸,拓宽产业链,支持市场良性竞争,加大科技研发规模,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发挥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动的正向作用。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区域创新产出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阐释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其中介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区域创新产出增加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相较于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具有更明显的“绿色红利”;中国应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数字渗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引领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信贷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当前,绿色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绿色信贷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此,以中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在经过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工具变量检验后仍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机制研究表明,绿色信贷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生态研发效应,间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等。同时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发展绿色信贷,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期货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期货投资对实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开展期货投资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并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属行业与地区市场化程度表现出异质性。在传导机制上,期货投资主要通过稳定企业现金流、提升市场化水平两种途径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充分利用期货投资并发挥期货公司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推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借助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表现出上升趋势,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其中,企业出口行为是重要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贸易环境的稳定,应继续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出口与行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检验

文章采用弹性系数可变生产函数计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出口增长率、出口规模、出口产出比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28个大类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的考察，并对比这些行业的出口增长率，发现分行业出口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增长与规模经济效应值之间都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为实现出口增长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转变以获出口效率利益，需制定行业出口导向政策，限制生产效率低的行业出口增长率以提高出口效率。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如何影响高碳排放行业,如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双重差分法是近年来识别碳排放权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常用研究方法。以2014年开始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筛选外商对内直接投资(IFDI)的质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使附着于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实现增产和减污双重改善,从而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采用2006—2020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与短期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来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同时提升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推广效应,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强、大规模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中小规模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和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因地施策,有效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Baker等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资源错配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造成的损失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理论机制检验发现:无论是从行业视角还是从地区视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显著加剧了资源错配;但从技术进步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这表明资源错配效应主导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拓展性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企业以及产业集中度较高企业生产率损失更为严重。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的绿色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借助数字经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前政策层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两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与清洁电力占比的机制效应显著,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电力占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同时,电力消耗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电力消耗对绿色低碳产生影响,但电力消耗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要注意减缓电力需求压力,鼓励数字企业使用绿电;二是放松行业管制,为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